中国最可能产生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作家

大学三年级或大四的本科生，根据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该学年末完成一篇研究论文发表（鼓励撰写调查报告、实证分析或编写案例）。学生要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充分搜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据此撰写学年论文发表，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每篇学年发表论文不得少于3000个汉字。
  显然，正是鲁迅，而且在当时也只有鲁迅，看到而且深深地感受到，中国的革命文学既肩负着时代所给与的重任，同时又使得它不可免地要走一条并不平坦的艰辛的道路。正是鲁迅，而且当时也只有鲁迅，深知要出现革命文学首先要求出现真正革命的作家，而革命作家的产生，是一个相当长期的痛苦的自我思想更新的过程。
    鲁迅说过：“中国最可能产生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这自然是从思想实质上说的。从思想实质上说，当时的左翼作家，包括共产党员作家，很多基本上也还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坚决的，而且主观上也往往真诚地相信共产主义，但他们都有程度不同的脱离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倾向，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所说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少共产党员的作家也未能完全摆脱。笔泽东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往往不免脱离人民，他们中的一些人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指的就是这一点。
    毛泽东这个估计是符合事实的。这是他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他的文艺方针、路线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和客观基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只是总结当时延安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五四以后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经验。毛泽东的文艺路线主要也就是解决作家和人民生活和斗争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解决文艺和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结合的问题。
    如果说，四十年代党所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和思想革命，是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而着重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运动；那么，历史经验证明，这在文艺领域也是完全适用的。用唯物主义思想来克服脱离人民生活和斗争的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这就抓住了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学艺术运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用主体性的升沉消长和直观反映论来论列我们几十年的过去，都不能说有事实根据，这是不难看出的。
    例如洪深、田汉这两位左翼时代很活跃的剧作家，他们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剧作，何尝不都是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人们正应该说，有着充分、饱满的革命激情(这未必不是主体性或主体意识)，是他们以及大多数左翼作家的共同的，可贵的特点。他们并不是“主体性失落”的“文艺从属政治”的牺牲者，他们有政治的责任感，他们不是对时代的历史要求袖手旁观，他们能够把客观的历史要求化为作家、艺术家自己的主观要求。只要看看我们现在还经常可以接触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便可以证实这点。
    但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家、艺术家都是“牺牲品一。连冼星海这样热情的、杰出的作曲家也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能这样侮慢这些艺术家，这样侮慢过去的历史么?
    当然，应该承认，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作家、艺术家被动地去按照政治需要固然无法进行真正的创作，光是依靠自己的责任感，依靠政治热情还是不够的。创作需要生活，需要来自感性生活的感受、体验，并由此激发的创作欲求。只有客观的历史要求化为作家、艺术家的主观要求，并且这种要求又和作家、艺术家的生活经验取得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创造出真实的艺术作品。如果人们看到洪深、田汉的作品也还存在着问题，那么问题主要也在这里。
    如果用这个观点去考察我们过去的革命文学，那么，我们不能不承认，过去的主要问题，无论如何不是什么。主体性的失落”，而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的生活经验不足，对自己所表现的对象理解、体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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