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诗坛上有一个很美丽的现象

正文包括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主要包括序论、本机械论文发表、结论三个主要部分。序论要对论题的主旨、写作的动机和理由、研究的方法以及机械论文发表的内容加以简要说明，通常几百字即可。本论是全篇机械论文的核心，在篇幅上占得最多，写时必须慎重对待，这一部分，作者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结论，要把这部分写得简明扼要，既要考虑与序论部分相照应，还要考虑与本论部分相联系。论文发表网结论应是本论部分阐述的必然结果。讨论部分可以展开写，写前人的研究情况与自己的研究结果比较，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提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倾向性意见。
这时诗坛上有一个很美丽的现象：不少作者颇能发挥个性，创造自己独立的风格。也许今日回顾起来，那些作品显得粗些或者嫩些，或者天真得“不够现代”，可是大半生命饱满。，多元气淋漓，流露着可爱的本色，和稍后一段时期正宗现代主义产品的哽咽作态，大不相同。摹倣甚至抄袭’不是没有，例如纪弦，子豪，愁予，痖弦等的作品，便是当时一般“盗写 ”的对象，不过比起今日的抄袭成风，面目依稀来，还是清新得多。
四十七年夏天，先有罗门脱离现代派来归，继有“蓝星诗奖”的颁发，和鼎文的宣布退出诗坛，一时蓝星诗社的动态，非常“新闻”。罗门的投奔蓝星，很是戏剧化。他不但就此退出现代派，还要在“蓝星诗选”上发表文章’申明他所以退出的理由，并且向纪弦挪出一只铁手套。当时元气充沛的纪弦，一定比周殓还要生气。七月一日，为了庆祝“蓝星周刊”二百期纪念，我们在中山堂颁发“蓝星诗奖”给吴望尧，黄用，痖弦，和罗门。诗奖的雕塑由杨英风设计，梁实秋颁奖，子豪主席，我致颂辞。那天观礼的人很多，包括“文学杂志”主编夏济安和现代派的重要人物方思。事后夏济安把我的颂辞刊在他的杂志上。得奖作者的阵容，显示这是蓝星“联创抗现”的一项政策。当时子豪和我不免沾沾自喜，坐在后排的方思则笑得非常复杂。我已经记不清那天禹平有没有出席，只记得轮到鼎文致词的时候，他忽然宣布说从此他要退出诗坛。众人惊讶之馀，都认为他选上社庆的这个场合来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声明，未免不太适合。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鼎文当时为什么要说这一席话。一说那是由于子豪凡事喜欢独揽，这话可能有几分真赏性。不过鼎文一般活动很多，写诗在他只能算是次要之务，算是一种间歇性的喷发，子豪则于诗为专，也难怪他要独揽。
    同年十月，我来美国念书，好像“蓝星周刊”也就停刊了。我将“文学杂志”的诗交给夏菁，“文星诗页”则交给子豪。同年十二月，望尧和夏菁创办“蓝星诗页”，由夏菁主编。这份小刊物，编排灵巧新颖，不但省却装钉，而且方便邮寄，一时很得读者喜爱。四十八年我回国后不久，夏菁便把这份“小蓝星”交给我编。我编了很久，又给罗门，蓉子伉俪合编。他们编得比我出色，过了一个时期，又还给我。直到五十三年我来美讲学，才再度由罗门，蓉子接编，之后又给王宪阳主编，不久好像也就停刊了。这份诗页，除了偶或中辍，一直按月出版，一度还增加篇幅到两张甚至两张半，也就等于八版到十版。它每期的篇幅虽然显得相当迷你，可是加起来的总篇幅，恐怕比任何大型的诗刊都少不了太多。而由于一期篇幅有限，编起来也较能集中，精炼，而且美观。这时，常在诗页上刊登作品的诗人，除了在周刊时代的旧人以外，更出现曹介直，陈东阳，王宪阳，吴宏一，菩提，郑林，王渝，蜀弓，楚风，白浪萍，方良，蓝采，方莘，高准，旷中玉，刘延湘，周英雄，曹逢甫，李国彬等的名字。笔名的流行，使作者阵容显得比实际上的要壮阔些：例如胡筠便是夐虹，汶津便是张健，商略是唐剑霞，浮尘子是曹介直，女诗人专号上的聂敏是我自己。
就在我出国的时候，大约是四十八年的春天，蓝星内部发生生了一次不小的龃龉。其时黄用以批评家的锋芒和青年人的锐气，在他的四周颇吸引了一些少壮的作者，而与他往来最密的，则有弃珊和洛夫。三人对子豪的欠缺敬意，时或溢于言表，子豪偏又素以前辈自居，因此相互之间的不满之情，时弛时张，已有一段日子。“事发”之日，双方似乎都很激动，遂达不可收拾的地步。我原不在场，事后众说纷纭，亦莫衷一是。文坛聚散本来无常，这样不迷人的场面，我自己也经历过多次，何况一方诗友墳木已拱，谈之何益。不过事后接到黄用来信，说少壮诗人，方筹组“五人派”，欲以一新诗坛耳目，可是他自己颇为踟蹰，最后提出“也要余光中加入”为他加入的条件，其他四人也答应了云云。五人者，痖弦，洛夫，叶珊，夐虹，和黄用自己。这个阵容确乎不弱，当日要真组成一派，诗坛要转祸为福，也不一定。我很感激黄用相邀之意，可是在回信上坦白地说，夏菁在国内正辛苦经营“蓝星诗页”，如果此时我竟舍他而去，于情于义，都说不过去的，同时，我也不愿和望尧分手。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原因，所谓的“五人派”也没了下文。
四十八年夏天我既回国，第一件事，更是在子豪和黄用之间竭力斡旋，企图弥补蓝星同人的裂痕。总算给我面子，双方不再僵持，黄用也很有风度，在会上称子豪为“覃先生”。当时我私心庆幸，认为蓝星团结有望，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年（四十九年），黄用和望尧先后出国，第四年（五十一年），夏菁也来美，第五年（五十二年），子豪竟便逝世。少壮派的黄用和望尧既告别了缪思，蓝星的发展史遂进入后半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把子豪的逝世视为蓝星前后期的分水岭。总之，到了后半期，就要靠蓉子，罗门，向明，萝蝶，张健，敻虹诸位来撑持局面。现代派在方思走后就失去平衡。蓝星社在走了望尧，黄用，哑了阮囊，死了子豪之后，阵容大见逊色，发展也就改向。创世纪的幸运就在聚而不散。
    当时蓝星的同人也不能不团结，事实上，所有现代诗作者都有合作的必要，因为当时文坛上对于所谓现代诗渐起反感，形诸笔墨的亦复不少。先是子豪和苏雪林为了象征主义的解释涉及现代诗的评价，在“自由青年”上展开论战，颇令文坛侧目。继有我在回国后和言曦为了更广泛的问题，在“中副”，“文学杂志”和“文星”之间掀起的辩难。后来的发展，不再是一对一的论争，而是一场混战。在现代诗一边衙战最力的，有虞君质，黄用，夏菁，吴宏一。攻击现代诗最烈的，有门外滇和吴怡。对现代诗的非难多于同情的，有陈慧和孺洪（高阳）。“创世纪”季刊会经响应我们。纪弦也在我力促下在“蓝星诗页”上发表了一篇“我的立场”。至于谁胜谁负，可说见仁见智，因为评定胜负的准则，深一层看，不在论战本身，而在现代诗的兴衰甚至存亡。十年后的今天，事实证明，现代诗非但没有亡，甚至也没有衰，相反地，现代诗的让者日益增加，现代诗人在文坛上甚至学术上的地位也日见提高。现代诗的作者和支持者之中，在国内国外已任文学教授且又表现出众者，屈指算来，至少有一打以上。五十六年一月某夜，我和司马中原在成功大学演讲，苏雪林正襟危坐在拥挤的听众之中，听我朗诵的，正是现代诗。那些听众大半是她自己的学生，可是她已经无力阻止他们来接近现代诗了。这种种“时间的讽喻”当时并没有使我骄矜起来。相反地，言辞之间我对她甚为尊敬，同时由于有“长者”在场，唯恐顶撞了她，我还将预定要诵的一首“七十岁以后”特别刪去。不料事后她竟在“纯文学”上对我冷嘲热讽，而且企图用徐志摩来镇压我。十年来，现代诗人一直在求进步，不但在学问上做功夫，而且在文学史观的透视上，适度调整了自己对中国传统和西洋时尚的看法。相反的，当日抨击现代诗的人士，十年来多半一成不变，仍然在五四的襁褓里牙牙自语。那就不能怪时代和读者要遗弃他们了。
  这么说来，十年后的现代诗是否就算胜利了呢?曰又未必。现代诗固然一直屹立到现在，而且很有一派尊严，可是那屹立的样子，总有一点像比萨斜塔。仅看十位到十五位顶尖诗人的代表作，现代诗的成就实在已经不可轻悔，可是放眼纵览一般现代诗，则又不能令人免于杞忧。现代诗本身的种种病态，十年来我在诗友不悦的面色中曾数作逆耳之言，因而丧失了许多昂贵的友情。后来这种逆耳之言竟出于很有地位的现代小说家之口。等到在三月号的“幼狮文艺”上读到洛夫的“一九七零诗选序”，述及语言的僵化，文字的夹緾，到了“已使纸张裱黄在无望的婚构之中”的地步，我益加相信，现代诗的病情，十年来并无减轻的征象。当日论战初启，乐观的夏菁曾对我说：“远景还是乐观的。说不定长此论战下去”现代诗人反而看清传统是怎么一回事，而保守人士也看懂了现代诗。”夏菁的预言只兑现了一半。保守的人士习惯乡已僵化，到现在仍然看不出现代诗凭什么迷人，可是有不少在当时是非常激烈的现代诗人，今日已经大大修正了对中国古典传统的评价，并在自己的近作中表现出这样的转变。
    在那次论战的开始，蓝星诗人并不是遭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可是奋起守卫第一线的，大半是蓝星诗人，因为那时，蓝星作者能发表文章的刊物很多，也确实举得起几枝能言善辩的笔。从论战后的刼灰中，蓝星作者努力扩充现代诗的领土，在惨淡经营下逐渐赢取了读者的同情。其中的一例，便是倡道现代诗的朗诵会，把现代诗从滞销的诗刊上推展到大众之间，也就是说，把消极的读者变成积极的听众。到我五十三年秋天来美讲学为止，蓝星诗社在台北先后举办了三次这样的朗诵会，听众一次多于一次。最后的一次，名义上是和“现代文学”季刊联合举行。那是五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的晚上，耕莘文教院的大礼堂上，连坐带站的听众，约有五百五十人。这数目在现代诗的朗诵已经流行的今天，恐怕也不算小吧。当时颇有一些现代诗人，表示现代诗是一种微妙高深的艺术，只合在个人的世界里慢慢体会，岂可去大庭广众之间朗诵?事实上，哪有一种诗的艺术是不能接受听觉的考验的呢?像狄伦·汤默斯那么晦沚的诗，尚可用朗诵来赢得听众，台湾的现代诗何独不能?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可以成功的，不但可以成功，还可以对现代诗创作的本身，起一种健康的反作用。在朗诵会上，听众的反应是一个冷酷的现实。如果诗人给听众的，是别扭的句法，生沚的文字，加上支离破碎的节奏，则听众给诗人的，不是冷漠，便是讥讽。现代诗固然不层于做到“老妪都解”，但是总不甘于接受“大学生也茫然”的现象吧?目前不少现代诗人在语言上渐渐趋于开朗，恐怕现代诗的朗诵是道因之一。
    子豪死前不久，胡品清从法国归来，不但蓝星多了一位女诗人和翻译家，子豪的生活上也起了一些波澜。品清是一个内倾的人，她回国后和蓝星同人很少见面，子豪一死，联系就更淡了。同时我和子蒙之间，渐生误会，竟至不相往来。这实在是蓝星的不幸。我必须坦白承认，从组社开始，我对于豪的外文和诗学，一直缺乏由衷的敬佩。子豪欢喜独揽，也不免倚老，是事实，不过他对夏菁和我，倒是一向很热情，也够礼貌。我们虽然有时候在私下取笑他的虚张声势（事实上，夏菁，望尧，黄用，和我之间，谁又能免于背后的相互嘲弄呢?），还不致于对他无礼，相反地，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朋友，并欣赏他对诗的专一和赤忱。在他那一面，到了后期，对我究竟为何不满，我不愿多加陈述或推测。不过那时我在文学上的活动，已经发展到散文和艺术评论，而且对于诗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可能处处再和他同进共退。加以纪弦的现代派已经解散于无形，而于我及子豪私交皆笃的望尧又远去越南。用马基亚维利的口吻来说，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又走一个共同的知己，这样的情形，有了什么误会，就不容易冰释了。在子豪死后近八年的今天，我仍然认为当初和他的结合是有意义的事情，和他的交往不无愉快可忆的日子，且认为，他对现代诗毕竟功多于过，不失为早期现代诗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相信夏菁也有近似的感想。
    罗门和蓉子合编的“一九六四蓝星诗选”，无论在编排和内容上，都是一本上乘的刊物。可惜在我二度来美以后，他们就没有继续下去。我在美国两年期间（五十三年至五十五年），夏菁恰恰也有一年在美国。在这段日子里，蓝星同人虽然以个别而言各有表现，但集体的活动则几乎停顿。从五十五年回国到五十八年三度来美，其间三年，我先后主编过“近代文学译丛”，“蓝星丛书”，和“现代文学”双月刊，馀下来的精力，都分布在自己的诗，翻译，批评和散文上，同时还在师大，台大和淡江三校开课；加以罗门，蓉子，张健三个人都因事忙而不愿套上编辑的巨磨，梦蝶孤云野鹤，敻虹人比蒲柳，亦不忍遽以重担相加，夏菁又早我一年出国，去牙买加任农业颢问，所以始终没有再办什么诗刊。蓝星早期曾出版“篮星诗丛”二十四种，规模之大，超过同一时期任何诗丛。后期的“蓝星丛书”也已经出版了十种，内容的评价见仁见智，在此冤去主观的自诩，可是说到编排，印刷和校对，尤其是英文的校对，可以说是对赞者交待得过去的。
    我实在不能预言，蓝星的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展。我只能说，如果它要再出发远征，则后期的这几位主将，军容犹壮，可堪一驰，如果它不幸就此降下半旗，则它也已经扪心无愧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不过这是社友们共同的抉择，非我一人所敢决定。蓝星的结合，完全基于各社友自由的意志与个人的尊严。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始终没有以集体的名义亮出什么主义或口号，说非如此如此就不算现代诗。这样的“地方分权制”，缺点是以文学运动而言不够狂热和号召力，不容易形成所谓潮流，优点是解除了理论甚至教条的桎梏，社友的创作比较容易作个别而自由的发展，风格较富多般性。除此之外，蓝星似乎还有一个传统，就是社友之间，较少相互标榜的倾向。当然，相互之间要截然禁绝美言佳评，是不可能也是不近人情的事，不过溢美之辞尚少泛滥成洪致于荒谬的程度。这种低姿态的作风，对于喜欢高帽子的青年作者，当然缺乏鼓舞性。   
        去国二年，忽焉又是知更鸟和蒲公英的季节。“青春结伴好还乡”，是吗?久矣我已经习于无伴可结无乡可还也不再那么青春的独客之情。登高临风，我遥念国内的蓝星诗友，念他们在杜鹃花后端午节前有什么新作，也遥念墨西哥湾对岸的夏菁，念他在静静的林间是否已浑然忘却缪思。我更遥念地下的子豪和遗弃了缪思的望尧，黄用，阮囊。她的这一个孝子和三个浪子，本身已足形成一个阵容充实的诗社，把他们从一个诗社里减去，该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对于犹健的同伴，我只有下面一番话相慰：所谓主义，所谓派，所谓社，只能视为一种触媒，它的作用只在于催化，至于充分的完成，恐怕还要个人自己去努力。次要的艺术家往往就止于一个派别，唯有大艺术家才能超越派别的生命而长存：叶慈，庞德，莫内，毕卡索，史特拉夫斯基，前例太多了。至于屈原和陶潜，那是什么诗社也没有参加过的。则又何须怅怅?
    回溯罢蓝星的发展史，再略谈整个现代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让我分成下列的几个问题来逐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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