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宾国参展主题探索中间道路，到印度展台上随处可见的宣传语“在印度，一切皆有可能”，印度主宾国活动主办方无时无刻不在强调着与中国的联系和友谊，暗示着印度出版与中国出版合作的广阔前景。
的确，中国和印度有着太多的相似。同样拥有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同样是世界人口大国；在国际出版市场上举足轻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出版国，印度是世界第七大出版国（第三大英语出版国）。但是，当这样两个“超级大国”相遇时，能否碰撞出火花？
看好市场与合作前景
8月30日，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当天，承办此次主宾国活动的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主席毕班·钱德拉告诉记者，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国际书展的最大好处在于，能让印度作者的图书在外国出版。印度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书展上做过主宾国后，一些作品已经走进这些国家的图书市场。他说，印度一家科学艺术类出版公司，几乎每年都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效果很明显，一直有书在中国出版，公司获利不小。但毕班·钱德拉也强调，不要看一时的版贸数量，主宾国活动的影响可能会在今后发挥更大作用。
为了迎合中国读者，印度围绕探索中间道路的主题，展示了3类图书：佛教图书、有关尼赫鲁的图书和泰戈尔的有关作品，它们都与中国文化中有着较高地位的“中间、中庸”有关。在印度展区，主办方原样复制了尼赫鲁的书房照片、书桌等，设置了佛祖释迦牟尼以及尼赫鲁、泰戈尔的雕像复制品。印度国家文学院还带来了他们出版的《鲁迅文集》，这本书已被其译成24种语言。
在各种交流场合，印度出版人都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度国家文学院副秘书长拉克史·古马尔·沙尔马告诉记者，两国都有很多优秀作家，希望中国出版社多出印度图书，也希望翻译更多的中国图书到印度。他说：“如果中国出版社希望引进出版印度图书，我们也会资助翻译费用。”翻译费用的标准是1个字两卢比（卢比对人民币汇率约为7∶1）。印度出版商联合会名誉秘书长兼阿比纳夫出版社社长萨蒂·马里克也说，印度大众图书市场像一个沉睡的巨人，我们需要唤醒它，给予它应得的地位和身份。在印度，刚刚脱盲的成年人必定会阅读并购买各类图书，市场规模难以想象。据他介绍，印度作者与出版社正在考虑出版取材于印度其他语言的图书。他说：“印度出版社期待与其他国家出版社开展合作出版。”
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
也许在其他时间，印度展区有很多前来洽谈的身影，但9月1日下午，记者看到部分印度参展商已经开始卖书，一家印度参展商不知道什么原因干脆提前撤摊，展架上空空如也，其他展位上的人也不是很多。
为什么市场反应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热闹？拉克史·古马尔·沙尔马认为是缺乏畅通的渠道所致。他说：“只要给我们一本书，就可以译成24种语言，但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好的机构买书。”需要有人帮助联系，比如代理机构。作为一家政府所属的出版机构，印度国家文学院每年出版图书400种左右，输出版权一两本，是印度唯一以24种语言出版的公司。该机构资助出版最好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批评文学，对翻译费用亦会给予一定资助。
另一位受访者则认为，语言障碍减弱了买方和卖方的交流兴趣。慕思斯拉姆·马诺阿尔拉尔（私营）出版公司市场总监维克拉姆·詹恩说，中国市场如此巨大，我们要设法拉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看来学会中文才能使生意有较大突破。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出版机构主要出版历史、文学、艺术类图书，每年出版100种~150种图书，多数为英文，约有50种书输出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但也有一些中国出版人反映，印度英语口音太重，听不太懂。
印度图书市场情况太过复杂，也许是令中国出版单位没有表现更多热情的另一因素。据萨蒂·马里克介绍，印度有1.6万多家出版社，多数为私营企业，他们使用24种语言出版9万种图书，以满足这个多语言国家的需要，其中18种语言的发展较为完善。
英语和印地语为印度的官方语言。拉克史·古马尔·沙尔马说，印地语的图书最好卖，孟加拉语图书也不错。“英语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他拒绝评论英语书的市场情况。语言的多样，使得出版物的销量受到一定影响，定价也相应较高。维克拉姆·詹恩告诉记者，在印度，最好的历史、文学类畅销书也只能卖到1万册，一般图书销量达到250本就可以保本。记者在展场看到，印度图书的定价确实比中国图书高出不少，一本200页左右的普通硬壳书就要360卢比（约合53元人民币），而同样厚度的中国图书会更便宜，而且用纸和印刷会更加精美。
的确，中国和印度有着太多的相似。同样拥有
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同样是世界人口大国；在国际出版市场上举足轻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出版国，印度是世界第七大出版国（第三大英语出版国）。但是，当这样两个“超级大国”相遇时，能否碰撞出火花？
看好市场与合作前景
8月30日，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当天，承办此次主宾国活动的印度国家图书托拉斯主席毕班·钱德拉告诉记者，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国际书展的最大好处在于，能让印度作者的图书在外国出版。印度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俄罗斯莫斯科国际书展上做过主宾国后，一些作品已经走进这些国家的图书市场。他说，印度一家科学艺术类出版公司，几乎每年都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效果很明显，一直有书在中国出版，公司获利不小。但毕班·钱德拉也强调，不要看一时的版贸数量，主宾国活动的影响可能会在今后发挥更大作用。
为了迎合中国读者，印度围绕探索中间道路的主题，展示了3类图书：佛教图书、有关尼赫鲁的图书和泰戈尔的有关作品，它们都与中国文化中有着较高地位的“中间、中庸”有关。在印度展区，主办方原样复制了尼赫鲁的书房照片、书桌等，设置了佛祖释迦牟尼以及尼赫鲁、泰戈尔的雕像复制品。印度国家文学院还带来了他们出版的《鲁迅文集》，这本书已被其译成24种语言。
在各种交流场合，印度出版人都表达了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度国家文学院副秘书长拉克史·古马尔·沙尔马告诉记者，两国都有很多优秀作家，希望中国出版社多出印度图书，也希望翻译更多的中国图书到印度。他说：“如果中国出版社希望引进出版印度图书，我们也会资助翻译费用。”翻译费用的标准是1个字两卢比（卢比对人民币汇率约为7∶1）。印度出版商联合会名誉秘书长兼阿比纳夫出版社社长萨蒂·马里克也说，印度大众图书市场像一个沉睡的巨人，我们需要唤醒它，给予它应得的地位和身份。在印度，刚刚脱盲的成年人必定会阅读并购买各类图书，市场规模难以想象。据他介绍，印度作者与出版社正在考虑出版取材于印度其他语言的图书。他说：“印度出版社期待与其他国家出版社开展合作出版。”
缺乏畅通的沟通渠道
也许在其他时间，印度展区有很多前来洽谈的身影，但9月1日下午，记者看到部分印度参展商已经开始卖书，一家印度参展商不知道什么原因干脆提前撤摊，展架上空空如也，其他展位上的人也不是很多。
为什么市场反应并不如想象中那样热闹？拉克史·古马尔·沙尔马认为是缺乏畅通的渠道所致。他说：“只要给我们一本书，就可以译成24种语言，但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好的机构买书。”需要有人帮助联系，比如代理机构。作为一家政府所属的出版机构，印度国家文学院每年出版图书400种左右，输出版权一两本，是印度唯一以24种语言出版的公司。该机构资助出版最好的小说、诗歌、戏剧和批评文学，对翻译费用亦会给予一定资助。
另一位受访者则认为，语言障碍减弱了买方和卖方的交流兴趣。慕思斯拉姆·马诺阿尔拉尔（私营）出版公司市场总监维克拉姆·詹恩说，中国市场如此巨大，我们要设法拉近与中国读者的距离，看来学会中文才能使生意有较大突破。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出版机构主要出版历史、文学、艺术类图书，每年出版100种~150种图书，多数为英文，约有50种书输出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但也有一些中国出版人反映，印度英语口音太重，听不太懂。
印度图书市场情况太过复杂，也许是令中国出版单位没有表现更多热情的另一因素。据萨蒂·马里克介绍，印度有1.6万多家出版社，多数为私营企业，他们使用24种语言出版9万种图书，以满足这个多语言国家的需要，其中18种语言的发展较为完善。
英语和印地语为印度的官方语言。拉克史·古马尔·沙尔马说，印地语的图书最好卖，孟加拉语图书也不错。“英语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他拒绝评论英语书的市场情况。语言的多样，使得出版物的销量受到一定影响，定价也相应较高。维克拉姆·詹恩告诉记者，在印度，最好的历史、文学类畅销书也只能卖到1万册，一般图书销量达到250本就可以保本。记者在展场看到，印度图书的定价确实比中国图书高出不少，一本200页左右的普通硬壳书就要360卢比（约合53元人民币），而同样厚度的中国图书会更便宜，而且用纸和印刷会更加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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