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年级或大四的本科生，根据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该学年末完成一篇研究发表论文（鼓励撰写调查报告、实证分析或编写案例）。学生要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充分搜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据此撰写学年论文，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每篇学年论文发表不得少于3000个汉字。
“五四”的文化革命，应谇从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的创办算起。在这以前，中国也发生过一次影响巨大的启蒙运动，这就是十九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促进的思想和政治的变革。他们这些人思想上比他们政治上先进。他们把西方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移植到中国来，自己却只是主张改良政制，未能提出中国根本的政治变革和思想变革。后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要求推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比康、梁，严他们这些改良派跃进了一大步。但当时的革命派主要专注于革命实路，思想启蒙工作方面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落在康、梁、严他们的后面。
思想革命不能代替政治革命，但没有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也就不会有足够的精神条件。近代以来，欧洲每一次重大的政治革命都有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作先导。当着必需要有一次重大的思想革命为政治革命开辟道路的时候，思想革命便成了革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从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发表的文章，很多都是批判孔子或者实质上是批判孔子的，这被当时反对者说成是“底孔”，但陈独秀他们的斗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
陈独秀当时的影响最大。他以如椽之笔，激切的言词，直捣孔子的封建思想的巢穴，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而且他的文章条理清晰，简要，不但有强烈的战斗性，而且有学问，有识见，很可以代表“五四”时期那种生气蓬勃的文风。
陈独秀抓住了孔子思想的要害：礼教。“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政治之根本”（《独秀文存·宪法与孔教》）。他指出礼的核心是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构成一个从家庭到国家进行封建统治的整体。有人提出反驳，说孔子并没有三纲的说法，“三纲”是宋儒伪造用来“诬孔”的，陈独秀根据大量典籍的记载，证明孔子没有直接提三纲，但思想确是来源于孔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感到陈独秀的文章说理透彻，是当时批判孔子的好文章，保持着它的文献价值和科学价值。
辊在辛亥革命以前，青年鲁迅便和他的弟弟周作人翻译西方现代作品，撰写论文，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祖国的出现。那时他们还旅居日本，但他们经过艰辛的努力印出的西方文学作品得不到什么知音，“文学运动”失败了。以后是“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了”。（《南腔北调集·〈自选集〉序》）鲁迅这里所说他见过的，陈独秀也同样见过，他们也都痛切地感到，中国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了，而且他们也都同样深知中国没有一次根本的思想变革是谈不到深入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是陈独秀第一个站出来，在全中国面前树立对过去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的旗帜，并且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也是他所领导的思想变革，把怀疑、失望、颓唐的鲁迅重新唤起，重新投入炽热的战斗的。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说到一个“狂人”看到一部中国的历史书，“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又“从字缝里看出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呐喊·狂人日记》）在这里，鲁迅把几千年来以仁义道德为精神支柱的中国历史，都看作是吃人的历史，这在当时确实是惊世骇俗的。这很快便引出了吴虞的文章《吃人与礼教》，他的笔锋也是极尖锐的，其实他早已发表过不少批判孔子思想的文章，因此他便被誉为“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当时并未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这类思想的确为许多人所认同。“仁义道德吃人”，“礼教吃人”，这是“五四”时期，批判孔子思想最激烈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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