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思想成分起着有力的作用

　大学三年级或大四的本科生，根据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该学年末完成一篇研究论文发表（鼓励撰写调查报告、实证分析或编写案例）。学生要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充分搜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据此撰写学年论文，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每篇学年职称论文发表不得少于3000个汉字。
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大革命的时期。由于工人阶级踏上了革命的政治舞台，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成立了。这中间发生了反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二七’、‘五卅’划时代的伟大的工人运动，给了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思想和文艺运动以有力的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渐渐地普及开来了。以无产阶级思想为指导的‘革命文学’的理论和实践较‘五四’时期大大的跨进了一步。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的几位负责同志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等都在诗的理论方面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为了反驳所谓‘文学无目的’的主张，邓中夏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强调文学应发挥它的革命武器作用。他的另一篇论文‘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单从题目上也可以看出它的革命观点和主张。在同一刊物上他还发表了新诗人的棒喝，说出了作为革命诗人所必备的三个条件：‘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新时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此外，恽代英的‘八股’，萧楚女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等论文，指斥了消极的形同‘八股’的毫无战斗意义的‘作品’、批评了‘为艺术的艺术家’、认‘文学为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这样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的战斗性强烈的文艺论文，在那样早的时期出现，它的意义和影响是很大的。在理论方面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这篇论文，虽然还有着它的局限性和缺点，但也已经接触到了革命联系了起来，把创作实践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要求‘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文学’，要文学家们‘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在新诗的创作实践上也进一步地接近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在新诗的园地里茁长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的鲜芽。
郭沫若的‘前茅’和‘恢复’里面的许多诗篇，比他‘五四’时期的作品更前进了一步，无产阶级思想成分起着有力的作用，发挥了诗的革命的社会性能。在‘上海的清晨’里，他高呼：‘马路上，面的不是水门汀，面的是劳苦人的血汗与生命’，他相信‘静安寺路’中央‘总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他要‘左手拿着“可兰经”，右手拿着剑如一柄！’诗人充满革命热情的高昂的呼声，成为‘五卅’雄壮的前奏曲，而诗人也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不久就参加进革命的队伍成为一个出色的战士。在他的‘恢复’里，他以‘诗的宜言’宜告了自己是‘属于无产阶级’，他要用自己的诗句歌颂‘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生活’，在‘我想起了陈步吴广’一诗结尾，他以整个精神 的力量高呼：‘在工人领导之下农民暴动约，朋友，这是我们的救星，改造全世界的力量。’
在这一个伟大的革命历史期间，另外还有一个热情地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诗人，那就是蒋光慈。他带着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和希望，从‘亲爱的乳娘’——‘第二故乡’‘摩西哥（莫斯科）’回来，他介绍了苏联先进的文学理论。他在倡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观方面，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的文艺论文‘关于革命文学’、‘俄罗斯文学’、‘革命与文学’等先后问世，就把‘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他的这些论文里，正确地谈到了文学必须为革命、为被压迫的群众服务，必须‘表现群众的力量，暗示人们以集体主义的倾向’的问题，鲜明地揭示了革命文学的任务在于暴露帝国主义和黑暗社会的罪恶，唤起弱小民族的解放斗争，促进新势力的进展。他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爱国主义情感是十分显著的。他的诗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在他的诗里，反帝的声音很高强。
他的初期诗创作乐观的情调有如朝霞一般的鲜亮，对于革命的狂热，使得他的歌声成为一种高亢的喊叫。他歌颂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红雨’，引起人们对于一种新生活的渴望。他高呼：‘啊，我要登上乌拉高峰，狂歌革命’。最足以表现他的革命立场和情感的，要算他的那首有名的诗歌‘中国劳动歌’了。犹如一声声战鼓，鼓动着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向帝国主义、凶暴的军阀作解放斗争！他号召‘我们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社会革命走’。
如果设蒋光慈初期的诗，是在一种革命的信念和热情鼓动之下所产生的，由于没有能够和中国当时的现实斗争密切结合——也就是说，没有生活的实践或实践不够，因而作品的感动力量显得较弱的话，那么，他‘新梦’之后的‘哀中国’、‘战鼓’和‘乡情集’里的作品情况就有了改变。在这几本集子里，他的反帝反黑暗社会主题虽没有减弱，但，显然地，初期的那种强烈的乐观情绪，高亢的叫喊的声音，照耀着整个诗篇的那鲜红的亮色，是显得损弱了。在‘哀中国’、‘乡情’、‘我应当归去’、‘写给母亲’这些诗篇里，使人感觉在黑暗势力重重包围之中，一个斗士在奋勇力战，一方面他坚持着他的思想信念，显‘与民众共悲欢’，要勇敢的‘歌吟’，愿为他所说的‘伟大的’把一切贡献，和敌人不共戴天，‘不是他们被我们杀死呀，就是他们死在我们前’，而另一方面，对着眼前悲惨的现实，百孔千疮的祖国，那满怀苍凉悲愤的情感，不自党的流露了出来。这种苍凉悲愤，如他自己所说的，是他‘孤寂的一面’。很清楚地，这些感觉是抱有革命信念却不能与群众斗争结合所必然生产的一个结果。他后期的诗，真实性和感人的力量确实增强了，因为这些不仅是思想观念的传声筒而是产生于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表现在这些作品里的战斗意志和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还是很坚强的，只是初期的那种强烈的乐观主义的色彩多少有点减弱。所以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观点看上去，蒋光慈还不能算是坚强的无产阶级诗人，只能算是无产阶级诗歌道路的开辟者。
反映了这大革命时代的历史现实各个方面的诗歌，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作品来，一九二三年发表的‘新青年’上的秋白（瞿秋白）的‘赤潮曲’、工人某的‘颈上血’、刘半农的‘出狱’、郑振铎纪念‘二七惨案’的‘死者’，以及‘中国青年’上胡一声发表的一些诗篇，都带着无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反抗精神，体现了文艺与政治结合的要求，增强了诗歌的战斗性。
五四运动过后，由于革命运动的进展，‘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统一阵线起了分化。当年领导这一伟大运动的主力军——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地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右翼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步一步落在了时代的后面，成为革命文学的敌对者，而中间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则苦闷徬徨找不到出路，在诗歌方面，也表现出了这种情况。除了像郭沫若、蒋光慈等等这样一些革命诗人，提倡并以创作实践给无产阶级诗歌开辟道路之外，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调，表现在各种各样的诗歌作品里。这里有没落贵族追忆往昔的哀伤；有爱情的甜蜜和悲苦；有田园的恬静风光的欣赏；有颓废、梦幻、阴影、唯美的陶醉；有‘恶魔’的人生的诅咒；更多的是苦闷、失望、徬徨……
其中成为流派、发生很大的反面影响，值得提出来批判的是‘新月派’和‘象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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