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论文发表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在谈论世界观和创作的关系时,人们很少不谈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以代表宗法农民的情绪,体现他们在人民革命运动中的强处和弱点,因而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托尔斯泰在一八六一年俄国农奴解放大致从七十年代开始作品里,不断表露他的宗法农民的观点、情绪,而且也正是用这种观点和情绪观察生活,观察俄国许多重大事件。托尔斯泰所以成为俄国宗法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是由许多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的因素,但归根到底,是由俄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托尔斯泰客观上反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强处和弱点,但他本人却并未自觉到这点。
虽然托尔斯泰的晚年,有些时候被迫承认人民用暴力反对沙俄的正义性,但托尔斯泰整个说来和人民革命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正如列宁所说的,托尔斯泰对革命“显然是不了解的,显然是避开的”。托尔斯泰本人的政治态度和他在艺术上的现实主义的实际表现,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和矛盾。他为我们提供的宏伟、纷繁的生活画卷,的确是俄国无与伦比的历史画卷,它给人们所创造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连这个天才人物自己也是没有能够完全意识到的。
在前期的鲁迅身上,是否也存在着世界观和创作主观的认识和艺术的实际表现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呢?当然,作为一个革命的作家和思想家,政治观点和艺术的现实主义,艺术的实际表现的对立,这在鲁迅是不存在的。但是,深入的研究表明,鲁迅前期作品《呐喊》、《彷徨》的伟大的实际意义,也不是鲁迅自己能够完全意识到的。鲁迅在《呐喊》、《彷徨》里客观上所反映出来的现实的真实,也远远地超过了鲁迅自己本来的愿望。
鲁迅的《呐喊》、《彷徨》,实际上无比深刻地反映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后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新的革命风暴到来以前这个中国转折时期的历史特点。在认识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认识中国革命的实质问题,中国广大的农民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认识中国必须有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式的民主革命这些问题上,这两部小说至今还保持它巨大的意义。这可以看作是对于现代中国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许多重要方面的历史经验在艺术上的总结。自然,这种提法在现在会特别受到非难,但如果我们说的是事情的实质,是鲁迅小说的客观的、实际的意义,那么,这种提法不应该认为是过分的。
事实很清楚,前期的鲁迅,还不可能理解以辛亥革命为顶点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还不可能预先提出,即使共产党人也是经过长期,甚至不无痛苦的探索,才终于形成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整的思想。为鲁迅前期信奉的进化论,虽然有其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它给鲁迅带来历史的乐观主义的詹念,使鲁迅相信祖国的未来,相信历史总是不断的前进发展的;但这在鲁迅是一种从自然观借用来的历史观,毕竟不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这就不可免地经受不住历史本身发展的冲击,正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经受不住历史本身发展的冲击一样。
鲁迅前期的世界观毕竟有它脆弱的一面。“青年胜于老年,将来胜于现在”,在抽象的意义是正确的,而且也的确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正确。历史发展的规律,不同于自然发展的规律。特别是由于阶级的出现,历史是在一种极为复杂、矛盾的情况下发展的。再没有比抽象真理更不适合于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了。可惜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在热衷于抽象人性,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自由平等。由于事实的教训,鲁迅在思想最终转到共产主义方面以前,也不时为他的抽象真理所苦恼和困扰。抽象真理总是缺乏它实在的内容,特别是缺乏实在的历史内容,经不起事实检验的。但总的说来,前期的鲁迅也正是在这类抽象真理的支配下,使他暂时无法认识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无法认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
但鲁迅实际上却是现代中国第一个理解农民的状况,并且痛切地关心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农民问题,实际上成了鲁迅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他的《呐喊》、《彷徨》这两部小说里,农民的题材占了突出的地位,它实际上是鲁迅前期创作的中心点,知识分子问题,在鲁迅的艺术表现里,实际上也自然而然地使人想到他们和人民,首先是和农民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在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那里,客观上和农民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中的重要性是一致的。
我们要反对庸俗社会学,但决不能把对作家进行社会历史的分析都看成是庸俗社会学。没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作家进行社会历史的分析,便不可能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作家研究,也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认识一个作家。历史唯物主义不打算排斥、否定各种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方法,而是要用这些研究方法的一切合理因素来丰富自己,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研究社会现象,包括文艺现象的根本方法,这是明明白白的。
几十年来的鲁迅研究,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也的确逐渐滋长了庸俗社会学倾向,甚至把后来逐渐成形的中国革命的理论硬套在前期的鲁迅身上,这种倾向是不可取的,但这种倾向,决不是对鲁迅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的分析的过错,必须把二者区别开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提倡新的研究方法时,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归入“传统观念”、“传统方法”加以贬斥,是错误的。
如果列宁对于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也明确地提出,而且自己也实际应用“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的观点”来进行分析,我们是否也需要向列宁学习,用中国革命性质和动力的观点来分析现代中国重大的文艺现象,分析鲁迅这样代表中国整整一个时代的作家呢?
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是,共产党人也是经过长期的并且不无痛苦的探索才达到的思想,在前期的鲁迅,在还是民主主义者的鲁迅,怎么能够在艺术上达到真实的表现?这如果不是证明前期的鲁迅比中国的共产党人高明,那就不是证明我们的研究者在拔高鲁迅?
现实生活本来就是复杂的。事实证明,正是共产党人,而且只有共产党人,才有可能提出中国革命完整的理论,这套中国的革命的完整的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那里,主要也是给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中国革命的理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毛泽东创造性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中国问题的成果。但并不能因此便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之外,中国那么多的才智之士便无所作为,只要安坐下来等待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结论,便是他们的全部工作了。事实是,中国一切才智之士都在探寻真理,在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时也都在痛苦地摸索,而且他们也有可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中国问题作出同样的或者近似的观察。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他们当中最伟大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总是和现实生活接近的,即使暂时在政治上、思想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但他们在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中,甚至某些方面走在思想战线的最前面,也是完全可能的。现实生活的逻辑,完全有可能迫使一个接近生活的作家,在某些方面走在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前面。
这就出现这样的现象,许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都承认向作家学习。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不是从天而降的。文学往往为他们提供广阔的,许多时候还是异常深刻的知识领域,伟大作家的思想成就,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思想来源。马克思、恩格斯从十九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小说家那里得到教益,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这样看来,和中国现实生活有深刻联系,特别是和中国最受压迫的劳动农民有深刻联系的鲁迅,能够在五四以后,在当时的整个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还处幼年时期,中国革命的理想还不成熟,鲁迅在自己的小说里,从艺术上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一个重要时期的历史经验,而且实际上使人看到,中国革命应该是农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我们不避硬套列宁的话的嫌疑和讥评,认为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说,鲁迅是中国革命的镜子。而且他以他的艺术的现实主义的表现,在一些重要方面,确实是走在一些当时还很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前面的。
由此可见,世界观和创作,作家的主观和他面对的客观对象的关系,的确是复杂的,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深入细致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才能准确地认识和评价一个作家、艺术家,才能准确地理解那些往往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评,无疑需要着重作家、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的实际意义,因为正是他的艺术实践的实际意义,标明他在现实斗争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但是,正是由于作家,艺术家和他的创作,他的主观思想和他的创作的实际意义往往存在着差别和矛盾,因此也只有客观地对待这里面的关系才不致简单片面地对待问题。这是科学的文学艺术评论研究所要求的。
(原载《文艺研究》198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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