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

　学术论文发表的写作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在学术发表论文撰写中，选题与选材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一篇学术论文的价值关键并不只在写作的技巧，也要注意研究工作本身。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课题，并在这个特定主题下选择了什么典型材料来表述研究成果。科学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选择了有意义的课题，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研究成果，写出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所以学术论文的选题和选材，是研究工作开展前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
宁愿“搁浅”，这在奋发有为的年华，实在是一个悲剧。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和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多么的不相同呵！我们前辈们固然有更多的动人的跑步投入战斗的故事，这有待他们自己去叙述。就拿我这么一个没有多少经历的人来和新的一代作比较，也不难指出：我是在四十年代后期，被席卷蒋管区的学生运动（这是当时全中国的革命高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带进红色的队伍中来的。我们要民主、要科学，当然就要打倒反民主、反科学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目标是清晰的，斗争是义无反顾的。然而，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代，都是在红旗下成长的。对他们来说，地主和资本家只不过是画在纸上的魔鬼。一方面，要民主、要科学的历史任务尚待完成；一方面，他们又懂得，共产党的确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因为谁都知道，从本质上讲，马列主义正是一切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制度更会带来历史上从未曾见的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而不幸客观存在着的，却是被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把这一切都搞乱了、破坏了的痛心的事实。有一部分青年由此在政治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混淆了政治欺骗与革命理想的界限。更多的青年则陷入巨大的矛盾与痛苦之中，他们失望了，迷惘了，仿徨了，有的甚至踅进了虚无的死胡同而不自知。其中满怀激越，发而为声的，便是目前引起人们注意的某些非正式出版物上的新诗。
顾城同志大致属于这一九。唯其如此，字里行间也就每多愤世嫉俗之言。例如，他有一首题名《两个情场》的诗，这样写道：
在那边，
权力爱慕金币，
在这边，
金币追求权力，
可人民呢？
人民，
却总是它们定情的赠礼。
这里有很大的认识上的片面性。造成这种片面性的，是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政治气候的异常，这是不能过多去责难青年们的。
众所周知，在人的一生中，青少年时代可塑性最强。他们虽然被极左路线扭曲了，可是我们不能嫌弃他们，我们应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斗争中同他们一道努力，把扭曲了的部分一一加以矫正。如果回到顾城同志使用过的“搁浅”的比喻上去的话，我们的责任就在于拉纤、撑篙，或者跳下水去用肩膀将这些小船扛出沙滩和礁丛。我们要消除他们的怀疑和误解，指出国家经过艰苦的奋斗肯定有一个光明前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为被玷污了的革命传统平反昭雪才是最大的平反昭雪，为被败坏了的社会主义恢复名誉才是最根本的恢复名誉。
还应当充分肯定的是：这些新的所谓不见经传的诗歌作者，他们的悲欢是和人民大众的悲欢融铸在一起的。他们不仅仅是止于思索，必要时，他们就挺身而出，起来抗争，振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就是有力的证明。仍以顾城为例，他写的悼念周总理的一些诗篇，如《白昼的月亮》、《呵，我无名的战友……》等，就都跳荡着激昂的音符。
现今人们纷纷议论，为父母的都不大了解自己的孩子了。是的，我们和青年之间出现了距离。坦白地说，我对他们的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也不胜骇异。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努力去理解他们，理解得愈多愈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青年同志们对我们诗歌创作现状的不满意见，也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的诗是不是仍旧标语口号太多？当我们用诗来执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使命时，是不是过于僵化？关于诗的艺术规律，关于诗的形象、技巧，是不是太不讲究？我们报刊上的诗的废品和赝品能不能减少一点？这都是可以讨论的。至于青年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要真想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小路，关键还是在于引导。要有选择地发表他们的若干作品，包括有缺陷的作品，并且组织评论。既要有勇气承认他们有我们值得学习的长处，也要有勇气指出他们的不足和谬误。视而不见，固然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听之任之，任它自生自灭，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到头来，灭者固然自灭，生者呢？也许倒会以三倍的顽强，长成我们迄今未曾见过也不敢设想的某种品类。我们是不愿尝这枚苦果的。但如果我们对青年同志没有热烈的阶级感情，就总有一天要受到历史的征罚。
1979.3.14.北京
（选自1979年10月《星星》复刊号）
《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新诗运动一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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