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体”的诗曾经在广大读者中引起过反响

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发表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这是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科学方法主要是发现新现象、制定新理论的一种手段，旧的科学理论就必然会不断地为新理论推翻。”（斯蒂芬·梅森）因此，没有创造性，学术发表论文就没有科学价值。
真诚深切的感情，明快晓畅的语言，象清风一样，在读者心中唤起波澜。我决不是主张所有的诗都必须这样写，要求风格的划一，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请问有哪一首“朦胧体”的诗曾经在广大读者中引起过反响，得到过好评?写诗是为了给人读的，诗人总得有些群众观点吧?
    也许有的同志会提出反驳：古人也曾有过“诗无达沾”，“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说法。诗人的想象、抒发、比喻、寄托等等，往往是奇特的，不可以用常理来衡量的。要是都象你这样“较真”起来，那么诗就没法子写了。我觉得这个反驳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我完全拥护：诗人可以跨上感情的骏马自由奔驰，可以采用奇特的比喻、高度的夸张、突兀的联想、深沉的寄托……就象李白可以写出“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这样绝无此理而又不失为“真”的句子来。但是这一切都必须做到贴切和自然，遣字造句也要照顾到中国话的语法规律，否则就会流于怪诞、玄虚、生涩。连读都读不懂，怎能指望读者产生共鸣、受到感染呢?  
    也许又有的同志会表示异议：读不懂，不一定就不是好诗。比如李贺的诗被人称为“奇诡”，有一些也是十分难懂的。李商隐的几首《无题》诗，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解不开，但他们都不失为大名家，他们的诗不也传诵至今吗?对于这种说法我也不能完全同意，这里需要具体分析。李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在于他大胆标新立异，追求奇意警句，决不落前人窠臼的精神。而他的缺点却正是过分雕琢，弄得晦涩难解。至于李商隐的《无题》诗大多数并无“朦胧”之处，相反地读来给人以明丽深情的印象。例如“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这里并没有什么读不忏的句子。它们之所以被认为“隐晦”，熊点是有人认为是爱情诗，有人认为是借写爱情而另有政治上的寄托，  由于年代久远，难以考实，因此引起争论。这种情况是不能作为给“朦胧体”辩护的理由的。
    当然，很可能还有的同志会提出责难：姑且承认近来的诗作里有你所谓的“艨胧”一体吧，但是，我们今天贯彻“双百”方针，大力提倡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朦胧体”不也是百花中的一朵花吗，又何劳你喋喋不休地加以反对呢?首先，我必须声明我并没有“扼杀”任何一种风格的意图。谁愿意写“朦胧体”的诗悉听尊便，而且我还相信可能有少数读者会欣赏这种诗体。但我仍然要说：固然，一看就懂的诗不一定就是好诗，但叫人看不懂的诗却决不是好诗，也决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这种诗体占了上风，新诗的声誉也会由此受到影响甚至给败坏掉的。我们需要向世界各国的好诗汲取营养，决不能闭目塞听;但千万不能因此丢掉我们自己的民族风格。再说，在全国人民紧张努力奔四化的今天，大家都很忙。“人间要好诗”，读一首好诗当然不会象吃冰棍那样容易，但我也希望不要象读天书那样难。猜来猜去猜了半天而仍无所获或所获甚微，就象苏轼《读盂郊诗》里说的：“初如食小龟，所得不偿劳;又似煮彭■，竟日持空螯”，这实在是一种人力和精神的浪费。
    有的诗，读了令人神往，有的诗，读了发人深思;有的诗，读了叫人得到美的享受。而“朦胧体”的诗呢?读了只能使人产生一种说不出的气闷。——所以我这篇短文的题目就叫做“令人气闷的‘蒙胧’”。
 一九八○年二月五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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