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怒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3
这一番话强调了诗歌应当谨守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本份，不能为逞一时之心性对人对事痛下针砭。诗人不当“好骂。”这当然是黄氏历久宦海党争之后的远祸之语，但从中也可以反映出他对诗歌蕴藉深厚，含而不露的境界的向往。这种观点又与杨亿既称诗可“宣布王泽”，又赞义山“寓意深妙”乃是一种不期然之合。
黄庭坚学诗时，西昆体早已式微，其代表作家亦风流云散。那么黄氏从诸多方面汲取杨亿的诗学思想说明什么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