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忠贞心志对于他们的作品的影响。
前文已说过，杨亿论诗没有特别注重作家的人格。这是因为当时诗人反对五代文风仅仅停留在艺术形式的层面上，并没有明确地恢复“道统”，并确立以“道统”重建“文统”的理念，更没有形成完善的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心性理论。故而，杨亿只注重学养，而黄庭坚的理论则体现了自诗文革新运动之后在诗论家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的道德人格自我完善意识。
其二，黄庭坚主张研炼与自然相结合，纠正了杨亿只在理念上提出却未真正贯穿到创作中的以磨削求天趣的偏颇。尽管黄氏津津于“句眼”，执着乎法度，但他“有意为诗”的努力最终要达到的却是“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
宁律不谐，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句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而有意于为诗也。至于陶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