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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是维护、巩固君主专制的封建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是敌对的。这种思想，越到后来便越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严重障碍。“五四”文化革命，首先批判孔子以“礼”为标志，以“三纲”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政治思想，实际上也就为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因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思想不只是伦理政治思想，他还有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等等。而且就伦理政治思想来说，也还不是他的伦理思想的全部。如果说，作为封建君主制制度的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葬送，那么对于其他方面的思想，情况便不一样了，需要进行审慎、客观的具体分析。
恩格斯曾经批评费尔巴哈，因为他否定了黑格尔，却连同他的辩证法也抛弃了。在恩格斯看来，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思想是贫乏的。恩格斯还说过这样的意思的话：像黑格尔这样影响很大的思想家，你要一脚把他踢开也很容易，但把他踢开不等于把他克服。对于我们中国的孔子，也可以说同样的话。
一九三九年，毛泽东看了当时陈伯达的文章《孔子的哲学》的手稿，就写信给当时党的宣传部长张闻天。在信里，毛泽东就陈伯达所涉及的孔子哲学中的方法论、认识论、道德论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请张闻天转告陈伯达。看来这份手稿是张闻天送请毛泽东翻阅的。这事情本身便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毛泽东不但重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而且也重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的问题。在这封信里，我们看到正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黑格尔的哲学，把他的辩证法从唯心主义那里解放出来，救活过来一样，毛泽东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孔子的辩证思想从他的唯心主义那里解放出来，救活过来。
毛泽东说：“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所以引起人的注意和拥护。”谈到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这个论题，毛泽东认为“作为哲学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毛泽东书信选集·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不是像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一样，倒脏水连同小孩一起倒掉，在否定孔子的唯心主义时连同他的辩证法也一起抛弃，相反，毛泽东看到了孔子这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合理的因素，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改造，把被孔子颠倒了的名实关系颠倒过来。毛泽东这个做法，特别容易令人想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黑格尔的做法。
在写给张闻天的信里，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肯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了他的“过犹不及”的论断，并作出自己的解释。毛泽东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肯定事物与概念的一定的质”，“一定的质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他的大意就是事物的质都有一定的量的规定性，达不到或者超过一定的量，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毛泽东把他对孔子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的理解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联系起来，认为“不及”是右倾，“过”则是“左”倾。
孔子的“过犹不及”，或者照朱熹的解释“无过无不及”，作为一般方法论的原则是正确的。但是，在人们的行动实践上，什么是“过”，什么是“不及”，是有阶级标准的。作为封建阶级的思想家，孔子这个原则上正确的中庸思想，自己实际运用的时候却往往受到他的保守思想的干预，往往变成折衷、调和的思想。
孔子是坚决反对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的，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认为这是“过”。一切革命在孔子及其后的儒家看来都是“过”。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只有这条路线才是人们的无过无不及，这和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的看法恰好相反。
历史现象有些时候是很有观剧性的，“五四”时期受到猛烈批判的孔子，他的思想原来也有重要的合理的方面，而且正是可以作为总结“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经验的借鉴。批判孔子基本上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孔子的“过犹不及”这个方法论的原则，正好说明当时批判孔子的偏颇所在。
孔子当然任何时候都不会赞成“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这种思想的。他的“中庸”不包括这种思想。但毛泽东却看到，在重大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的开始阶段，“矫枉过正”往往是必要的，避免不了的。这时候“矫枉过正”是实事求是。
但在一般情况下，需要的是对问题进行冷静的科学的分析，需要的是坚持“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这个方法论的原则。这也是实事求是。
我们应该看到，“五四”文化革命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它的缺点、失误是属于第二位的问题。没有“五四”文化革命，便没有中国人民新的觉醒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没有“五四”文化革命便没有现代中国波澜壮阔便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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