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发表，诗人是寻找特殊的东西来表现普遍

教育论文发表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
　　论文发表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
　  发表论文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
渴望亮光，但太强烈的光又觉得惊惧和惶恐，这是一种象征，它使我们觉察到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德国先进思想家都具有这种两重的感情和态度，法国革命便是最灵验的试金石。但这种感情和态度，在这里，却完全透过浮士德“这个”特定人物流露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歌德是怎样把自己的艺术方法和他同时代席勒的艺术方法加以比较的：
    “诗人是寻找特殊的东西来表现普遍，还是在特殊中领悟到普遍，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前一种方法造成譬喻，特殊只是说明普遍的例证；第二种方法才是诗的真正本质，诗在描写特殊时并不想到也不提到普遍。但是谁一旦掌握了这个活生生的特殊的东西，谁就会不知不觉地同时领悟到普遍”。(《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第50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艺术方法的分歧，前一种是歌德所不赞同的，因为寻找特殊的东西来表现普遍，把特殊当作譬喻，当作普遍的例证，这是违背艺术规律的，只能导致艺术上的概念化、公式化，这种方法是席勒的方法，后一种方法是符合艺术规律的方法，歌德采用的正是这种方法。
    诗人在特殊中领会普遍，而不是寻找特殊的东西来表现普遍，艺术规律的要点正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要点正在这里。
    所谓普遍，就是事物的普遍联系，就是事物的本质。艺术总是要反映事物的本质的，前些年有人否认文学艺术需要表现事物的本质，这从根本上离开了文学艺术的整个经验和整个历史事实。问题只是在于如歌德所说的，我们是寻找特殊来表现普遍——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本质，还是在特殊中领悟到普遍——事物的普遍联系、事物的本质。前者达不到艺术的真实，相反地只能违反艺术的真实，只能产生人物、事件、以及生活发展过程的概念化、公式化；后者是到达艺术的真实，使艺术真实性和思想倾向性达到真正一致的必由之路。
    大家都知道，普遍的东西只能通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而存在，但任何个别的特殊东西，都只能有条件地反映普遍的东西，也就是说，普遍的东西只能在个别的特殊的东西本身所规定的条件下得到反映。文学艺术的典型也是这样。任何典型都首先是一个个人，一个具体的特殊的“这个”，“这个”的典型性是通过他的规定条件得到表现的。任何具体人物，即使是某一阶级、集团最有典型性的人物，都只能在他的规定条件下反映他那个阶级集团的共性，越过这个规定性，人物就会失去令人信服的真实性，成了歌德所说的譬喻，成了只是说明普遍的东西的例证。
    浮士德这个人物，他的普遍性甚至可以超越了他那个时代，达到文学史上罕见的高度的概括，但同时他又始终是浮士德博士，如前所述，他主要是在真理问题上，在什么是真理，人能否认识真理，怎么到达真理这些问题上体现上升时期的市民阶级的特性。他对于市民阶级的阶级特性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所不至，无所不包的。正因为歌德正确地处理了特殊和普遍的关系，个性和典型的关系，这才保证了浮士德这个人物的真实性。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答马克思的女儿“您最喜爱的诗人”这个问题时，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记下来的是“莎士比亚、埃斯库罗斯、歌德”，小女儿劳拉记的则是：“但丁、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歌德”，而恩格斯，人们看到燕妮记的是：“‘狐狸——莱涅克’(这是恩格斯对歌德的戏称)、莎士比亚、阿里欧斯托”等等。在三四个最喜爱的诗人当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同时列举出了莎士比亚和歌德，这两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艺术爱好如此接近以至几乎完全一致，这就不仅仅是他们两个人艺术爱好的偶合，而应该首先看作是他们艺术观点的一致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理解的艺术规律、艺术的掌握方式很少作过理论上的阐述，但在他们的文学批评活动中，却具体地体现了发挥了他们的思想。当肤浅的所谓“倾向文学”在德国蔓延，特别是当社会主义作家也往往片面地理解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离开艺术的真实，匆忙地标明自己的思想倾向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便及时地提出自己反对的意见，把很大的注意放在维护文学的真实性，维护文学的现实主义。
    他们反对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反对把个性消解到原则中去，告诫作家不应该为了观念忘记现实，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些意见，都是和马克思恩格斯提倡“莎士比亚化”，批评“席勒式”相联系的。这不只是对某个作家作品的具体指示，应该认为具有文艺方面的重要理论原则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都一致批评席勒，他们主要是批评席勒在表现人物采取违背现实，也违背艺术规律，违背艺术地掌握现实的艺术原则，而不是对席勒的整个评价。席勒是18世纪德国“狂飚突进”时代的主要作家之一，他的名字一直被和歌德的名字并提。恩格斯自己在《德国状况》里便把歌德和席勒连同康德、弗希特、黑格尔一起归入德国当时“伟大思想家——诗人”的行列，认为他们的作品“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席勒，就他的先进的社会思想的意义和作用，就他的作品所体现的崇高的诗的激情，他都是代表德国整整一个时代的天才作家之一，但恩格斯也清楚地看到了，并且严格地批评了席勒在艺术思想原则上的重大缺憾。
    我们很长一个时期，未能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两种艺术方法的分歧，虽然我们也对概念化和公式化不满，而且也不是没有过批评，但很少从理论原则上去分清两种不同的艺术方法的深刻的分歧。过去很长一个时候，我们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的，程度不同的被“席勒式”的思想所支配。能说明问题的是，“主题先行”这类思想在十七年中已经颇为流行，而到了江青那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便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简直成了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的“革命的”文艺指导思想。
    既然应该“在特殊中领悟到普遍”，也就应该承认作品的主题思想也应该是作家、艺术家在进入生活过程中逐渐领悟到的。而且，作家越是深入生活，他领悟到的主题思想也会越是明确、深化。所谓“主题先行”，其实就是作家艺术家先有了一个思想模式，然后再“下去”寻找可以填充这个思想模式的“材料”，这就是有些人的所理解的“深入生活”。这些作家“下去”一些时候回来创作，发现收集到的材料对填充主题还有欠缺，便又下去“补充生活”。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人物当然也是有名有姓的，而且有些细节也可能颇真实，甚至可以到了自然主义的地步，但不能掩盖作品整体的从概念出发，这种情况在“十七年”的作品中并不是个别的。
    其实这种情况在全国解放前在部分解放区的作品中已见端倪。《同志，你走错了路!》是四十年代在延安的一部集体创作的话剧，这是表现党内路线斗争这个重大的主题在艺术上的尝试和探索，在当时也发生过良好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这部作品看来并未能够避免“主题先行”带来的可以想象得到的种种缺憾，而以后却被文艺界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作为文艺“表现政策”的范例来评论，这可以说明我们过去文艺指导思想的缺失的那个方面。
    “主题先行”是完全违背艺术规律的，本质上是反艺术的，它的写作方法正符合歌德所不取的“寻找特殊的东西来表现普遍”，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反对的“席勒式”。但是由于我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深刻的理解，也就不可能认真地加以克服，以致在全国解放后在一些作者那里还继续存在，甚至继续发展。
    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文学是社会主义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文学应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应该是确定不移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文学有文学本身的规律，这也应该是确定不移，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说来，文艺问题的这两个方面，没有根本矛盾。是完全可以达到一致的。
    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的批评这个传统，对我们今天来说，正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政治和艺术统一、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带来的所谓“淡化政治”的倾向(其实它只是淡化社会主义的政治，而不是其他)，这在今天是特别重要的，但继续从思想上、理论上清理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左”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也是十分必要的。经验证明，不彻底清理过去曾经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和理论，也会给资产阶级自由化留下可乘之机，使它变得振振有辞，正是轻装上阵，才能真正压倒、制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
(载《真理的追求》第5期，1990年11月1日出版)
论艺术与生活
本文首发论文邦：http://www.lunwenb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