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家满天飞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的话

　　一方面，我国发表SCI论文量的排名在世界上越来越靠前，中国人在美国专利商标局获得专利授权也逐年提升，但另一方面，学术不端的教授、校长频频被揭露，“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现象不再鲜见，老百姓心目中专家沦为“砖家”……2009年此起彼伏的造假丑闻已玷污了大学的学术和研究形象，多家媒体发出了“学术诚信”疾呼。难道我国古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研究方式已不复存在了吗？

　　1“论文崇拜”

　　学术研究的动机已经悄悄改变?

　　郑洁：目前，高校教师的绩效包括了在“核心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的要求，有人说，这叫做“论文崇拜”，难怪中国在专门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的数量在近10年中增加了4倍，但真正的科研水平大概是大有水分的。您对“学术腐败”怎么看？

　　曹锦清：名利竞争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现在批评学术腐败，好像集中抨击的是评审制度、论文制度、课题的申报制度。我在想，没有这些制度，职称评审也许会更加腐败。因为教师在学校里既要承担教学也同时承担科研，而且教学是软任务，科研是硬任务。就评审的标准来看，科研更客观，文章可以进行量化，杂志可以进行分级。而教学就很难说，难道学生爱听就一定是好的教学？教学很难有一个标准。如果没有标准，标准不够客观，评聘高级职称会有更大问题。在发表同样数量文章时，还可以比较发表期刊的等级。还有一个教授的学术影响力，往往用他论点的引证次数来确定，老实说，这可以营造，如导师要求学生在论文中引用自己的文章，这样影响力不就扩大了吗？

　　郑洁：我听说过，一些实验数据可以假造，这蛮可怕的，我们一直以为，科学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要证据确凿，但是2006年，美国哈佛医学院发生过一个医学实验造假事件，20年前论证科学观点的所有实验数据都是伪造的。

　　曹锦清：从社会氛围来看，由于近十多年社会突然向市场转型，名和利在个人生存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名利权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比如，高校的职位的晋升，跟行政单位还不一样，都与学科成绩有关，有了“名”，随之而来的就是“利”。有了职称，收入会因此增加，转为行政职务后，会有更多的职权控制更多的教研资源。

　　2 道德教育

　　分量究竟有多重?

　　武时颖：对目前频发的高校学术腐败现状，除了曹锦清教授分析的一些现行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外，以我在高校从教多年之观察，与目前高校的教育实践现状亦有很大关系。首先是做人的基本教育的缺位。人的基本教育首要是道德教育。这在我国的现行教育体系中是被纳入政治思想教育范畴的。在大学课程设置中是被归为大一时的公共大课来安排的。有过国内大学教育经历的人都知道，此类课程是如何地不被重视，如何地被打发。况且此类课程中，道德教育的分量究竟有多重，是可以大打问号的。在青年学子世界观、人生观确立的关键时期，如此重要的道德教育机会就这么丧失了。

　　曹锦清：这个时代，自我的道德约束普遍弱化，而通过自我约束来服从某种规范，被视为不利于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劣币驱逐良币”的时代就到来了。评职称只看在某权威杂志上发表多少数量的文章，也就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刊登的了。

　　曹锦清：细细分析，竞逐名利的时代，学问本身已经不是目的了，成了手段。过去，做学问，是做“道德文章”，文以载道。学问和名利本没那么密切的关系，但，科举制度的产生，似乎已将其联系在一起了。只要用名利来刺激人们做学问，那么，学问的腐败就很难避免。很多学者都清楚，真正研究一个大问题，需要五六年，在这期间极度投入，也许无法有结论，也就无法分心去发表任何论文——这样的人，能被高校的评审制度认可吗？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市场竞争的动力，这种动机至少被中性化，不受道德的谴责。当市场经济使人们从道德的约束中释放出来。一个具有道德约束的人，在竞争中很可能会落伍。

　　3 权衡利弊

　　废除论文制度可能更糟?

　　郑洁：老百姓不解，做真学问的人难道不是天天在记录研究吗？

　　曹锦清：理工科我不知道，文科的学者需要思考研究大的问题。而且做学问是一件冒险的事情。研究可能有辉煌的结果，但也可能出不来。有些重大的课题，某学者认为是重大的，而这个时代的同仁可能并不这么认为，还可能发生研究半途这个课题做不下去的情况。真正做学问的人，都明白，一年两年难以出成果是正常的现象，但在现有的高校体制下是不行的，因为每年需要有成果，每年都要评。

　　武时颖：从高校来看，教学科研应齐头并进，教学型人才应该有教学标准的考核；研究型人才，也应该有更好的研究标准。

　　曹锦清：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学硕士毕业论文的题材是有限的，要一点都不重复是很困难的。那么，如何来考核研究生、博士生？没有那么多杂志发表怎么办？于是，各社科院杂志增版。我每年看硕士论文、博士论文，我想，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安排，也许硕士生、博士生不会那么用功读书，而有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有那么多弄虚作假的事情。权衡利弊，废除论文制度，会更糟糕。

　　郑洁：那么，如果取消不切实际的指标，如果研究生博士生，能以阶段性论文来代替结题论文通过答辩或鉴定、本科生的毕业论定，制定出更加贴切的多元的、务实的可行的要求，是否会更好呢？

　　曹锦清：论文制度用意是为了让大学教师好好做学问，把书教好，但事实上，副作用也是强烈的。美国有句话，没有考试制度，整个教育制度就要坍塌；有了考试制度，天才就会落榜。论文量化过程包含着不公平。有人三年写了一篇文章，高质量的，有人一年写了五篇文章，是垃圾。八股文曾经把中国人考死了，多少人向康熙提议废除它，康熙很聪明，如果废除八股文，天下怎么稳定呢。“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废除了，有更好的制度作为替代吗？

　　4 教育

　　缺失了原创的思维习惯吗?

　　曹锦清：本科生要做学士论文，硕士生要做硕士论文，博士生要做博士论文，没有论文如何考核思考和写作的能力呢？但本科生有多少能写成有创新意义的论文呢？每年有好几百万大学生毕业，三十万研究生，十几万博士生，所有的论文都有创新点，难的。

　　郑洁：我在指导华师大的教育硕士论文时，关注过大学研究生论文的辅导讲座，有很多的教授在给学生做论文辅导时说，不要做“追新族”，他们不赞成论文的创新，实在是因为无新可创，他们劝导学生老老实实在以前的理论基础上，做些实证研究。

　　武时颖：从教学来看，高校教师照本宣科地教的现象还不少，学生也就依样画葫芦地考。有些课程注水严重，期末的考查，学生一篇东拼西凑的报告就可顺利拿到学分。如此四年的“训练”，早已习惯成自然。而在教育发达的美国，学生论文写作最注重的就是原创性。本科生开始写文章就要求不落旁人窠臼；到了研究生阶段就非常强调研究能力，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论文要有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是要对前人的成果作非常扎实的梳理。而这点在我国的大学文科教育中是做得很不够的。

　　曹锦清：现在的学生进入大学，关注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文凭，这是不争的事实。本科毕业后，首先面对就业压力，本科扩招后，有的学生找不到好的工作，就考试回炉考研。能力比较强的本科毕业生获得就业岗位，反而是能力比较差的考研。被就业市场排挤出来的人，反而进入了研究生学习。他们是想通过更高的学历，来提高就业的竞争力。

　　武时颖：越扩招，学生的学能可能越低。我们将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的速度太快了，从2008年的100万左右本科生，现在成了600多万。扩招后，人们基本把大学教育看做是职前培训，主要是为了就业。

　　郑洁：读研有延缓就业的社会功能，研究的功能在下降，而延缓就业的功能上升了。“被研究生”的事实，大概可以解释研究能力和研究兴趣下降的趋势。从动机分析来看，驱动读研考研的，不是出于真正的研究学问。从研究学问的动机，到读研究生读博士的动机，我们发现学历提升的每一个环节当中，教育教学似乎并不十分鼓励原创的思维习惯。

　　5 面对现状

　　需要怎样的反思?

　　曹锦清：现今的应试教育从小学一直到本科，甚至研究生，大部分学生学校家庭两点一线生活，应付完考试就完了。这几年招考研究生，发现他们阅读量惊人地低，在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面试中，我考察过考生的阅读习惯，结果考倒一大片。他们几乎没有课外阅读，教材以外的经典著作大部分人没有读过。要知道教授上课不仅仅是教会不知道的东西，学生更应该是把已知的知识贯通组织起来。上课不是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至少研究生不是这样的过程。学生可能是读过一些书，其中还有一些问题，通过我的课，组织串联起来，这是上课。但是，学生没有问题，一些书看不懂导致讨论不起来，我的课成了满堂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