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

　大学三年级或大四的本科生，根据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该学年末完成一篇研究论文发表（鼓励撰写调查报告、实证分析或编写案例）。学生要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充分搜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据此撰写学年论文，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每篇学年职称论文发表不得少于3000个汉字。
‘五四’时代，中国人民再也受不住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双层压迫的痛苦，在十月革命炮火的震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曙光的照耀之下，开始觉醒了起来。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烈的民主解放的要求，冲破了历史的闸口，形成了不可遏止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怒潮。这种‘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之所以形成，一方面由于‘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给予了‘当时中国革命知识阶级’解放中国民族的希望和鼓舞力量。
这种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精神，促成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同时给予它以庄严的历史使命和伟大具体的内容。新诗，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信号弹。即使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算起来也已经有整整三十个年头的历史了。这个期间，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海涛般的沸腾着。新诗，在每一个历史时期，留下了自己的或强或弱的声音，对于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从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阻碍重重的道路上艰苦地努力地向前走着。它的生命史也就是它的斗争史。在前进的途程中，它战胜了各式各样的颓废主义、形式主义，克服着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调，一步比一步紧密地结合了历史现实和人民的革命斗争，扩大了自己的领域和影响。
中国旧诗到了‘五四’以前的那个时期，已经丧失了它的生命力，从中再也找不到古典优秀诗歌里所具有的那种时代精神和人民性，虽然也还有几个顶着诗人的头衔，其实他们只是在苦心摹拟古人，只‘专讲声调格律’，那种腐朽的内容，和时代的要求相去是多么远呵。为了挽救旧诗的命运，企图使它在新的形势下发挥它的作用，一些受到过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影响的上层知识分子谭嗣同、夏曾佑、黄遵宪等曾经提出过‘诗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在政治上怀着改良思想和热忱，也想把诗改良一下，以便适应他们的要求和需要，其中最为人所知的‘人境庐诗草’的作者黄遵宪是最前进最突出的一个，他的诗里也表现出了一些比较新的思想、情感和爱国主义情绪，他要以‘我手写我口’，其实，他的实践是远远落在他的这种要求后边的。这些热心的‘诗界革命’的从事者，虽然在他们 的某些诗句里，以轮船代替了风帆，以钟表代替了鼓、漏，但是几个新名词的调弄，并没能给旧诗以新的生命力量。如同他们政治上的改良主义的必然失败，他们的‘诗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只能算作是新诗革命之前的一个短暂的过渡。
很显然地，新诗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由于‘五四’时期中国人民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之下以反帝反封建去取得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这一基本要求所决定的。这样一些新的复杂的革命思想和波涛澎湃的情感，要求一种比五七言旧诗的程式更为自由的一种体制，要求一种接近人民日常口语的白话去表现。当然，我们不应该过低的去估计接近人民的日常口语代替了文言的那种革命意义；但我们要弄清楚，白话只是一种表现工具，‘五四’文学革命之所以提倡‘白话文’，是为了更好地去表现、去普及那种革命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这是为内容决定形式这一法则所规定的。
这一点，今天看起来好像是已经成为常识，但在‘五四’运动时期却成为统一战线中左右翼分界的一个重要标记。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统一战线中右翼代表的胡适，他在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看法上，就鲜明地表现出了他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从他所有的谈诗的文章里，我们看见他所注意的只是‘试验白话’这一‘利器’，他说‘文学革命的运动’，‘都是先从“文学的形式”一方面下手’，‘都是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这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立场观点出发的一种说法。因此，他说‘白话诗’古已有之，唐朝的王楚志、寒山的诗不就是吗？这完全是抛开了时代的思想内容单从语言文字表面的近似来作比拟的一种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的看法。他在‘谈新诗’的时候，专在音节体制等等形式方面着眼，几乎没有触及到内容的问题，偶尔捎带一半句，也只是抽象地说什么‘新思想’、什么‘进取’、‘乐观’精神。这种所谓‘新思想’、‘进取’、‘乐观’精神，实际上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和精神。
故适在要求‘诗体大解放’的幌子下，高喊‘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不论对新诗的内容或形式双方面都是有害的一种论调。既然‘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也就不必强调主题的积极性、题材的时代意义了，具体的说，也就可以不必强调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与解放了。既然‘话怎么说’，就可以随便‘怎么说’，那么，作为新诗重要条件的锤炼语言、精密结构、寻求与内容谐和的一定形式的努力，就可以取消了。他这种对形式的不正确的主张，他这种贬抑了作为新诗骨干的那种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内容，这和当时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领导的文艺思想路线是敌对着的。他的这种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论调，给予当时的新诗创作以不良的影响。
胡适的思想和他对诗的主张，鲜明具体地表现在他的诗创作的实践上。分析一下他的‘尝试集’的内容，不外自然风景的轻描淡写，闰情式的爱情的抒发，和对美国生活留恋觉悟的表露。从这本诗集里可以嗅到胡适的亲美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掺合着封建士大夫思想喷发出来的臭味。这个集子里的四十几篇作品，除了旧诗旧词和旧诗词化的一些东西之外，有点像新诗样子的不过寥寥十几篇，大都是随意走笔，自由散漫，离诗所要求的艺术表现什么遥远。成仿吾在‘尝试集’时，说里边的作品没有一篇是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五四’新诗革命所以取得成功，除了上面说过的那些基本条件，外国优秀的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鲁迅先生为了号召中国人民起来反抗侵略，反抗黑暗社会，争取自由、民主解放，远在‘五四’之前十二年就写了‘摩罗诗力说’，介绍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拜伦、雪莱、过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支以及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等。这对于‘五四’时期新诗人的反抗精神，起了启发和号召作用。此外，歌德、海涅，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民主主义进步诗人惠特曼的那汪洋恣肆的革新精神和自由奔放的新鲜形式给予‘五四’时期中国新诗人以很大的鼓舞。郭沫若‘女神’的写作就曾受到过这些诗人们的影响。
毛主席说过：‘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文学革命的运动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五四’时期，共产主义思想，通过李大钊等人的那些火炬似的论文，放出了强烈的光芒，鲁迅、郭沫若等的初期作品里，已经闪耀着社会主义思想因素的火星，在某些新诗人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新诗，它一诞生就向着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走去，这和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与影响是决然分不开的。
在五四运动的那一年，‘新青年’上就出现了李大钊拥护共产主义真理的新诗：‘欢迎独秀出狱”。刘半农，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许多诗，例如‘相隔一层纸’、‘D——’以及‘敲冰’等，带着相当浓厚的反抗意识和阶级对立的思想，而最后一篇，还带一点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味道。这表现了受到共产主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情感。此外，像朱自清的‘送韩伯画往俄国’，把革命成功后的苏俄比作‘红云’，对于这‘红云’，诗人表示了殷切期待的情怀。这也是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一个实证。
时代赋予新诗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诗人们在取材的时候就不能不面向社会和人生。这两方面的题材在‘五四’时期的新诗中占有着首要的地位。以劳动工人生活为主题的有刘大白的‘劳动节歌’、‘五一运动歌’，邓仲澥的‘游工人之窟’等，然而被描写的最多的是农民生活的悲惨的情景。刘大白的‘卖布谣’里的诗篇，把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农民悲惨的命运对照起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是很明显的。他的‘成虎不死’，对于一个为革命牺牲了的青年农民，寄以无限的同情。这些诗篇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封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这是‘五四’时期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当然，在社会或人生问题方面的题材不止以上所提到的这几项，它们的范围还要宽广得多，例如，有关封建社会妇女命运的（如玄庐的‘十五娘’）和男女恋爱的题材广泛地被采用着。这样一些有关社会和人生问题的题材的诗，是当时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诗人们接触了生活现实，要求打破现状的进步思想情感所产生的。
另外，还有按其作品的内容来分析，资产阶级思想占主要成分的诗人，例如冰心。冰心的作品在‘五四’时代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她的诗除了大自然的描写与欣赏（特别是对大海）、母爱与童真的歌颂与倾心之外，社会意义的主题触及到的很少。不满意封建的黑暗社会，而对于革命又有些惧怕。冰心自己说，她写那样的小诗，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影响，形式是次要的，泰戈尔的那种对大自然和儿童的欣赏与爱慕，和冰心当时的思想情感一经接触就水乳交融，这是主要的。冰心的那些歌颂大自然的诗篇，是经过了比较细密的具体的观察，所以写得比较细致、朴素，这和那些烂调的旧诗把‘春花’‘秋月’‘枯树’‘寒鸦’作为死人身上的葬衣一般的装点品的情况已经不同；但这仍然是逃避现实的知识分子的个人趣味的吟弄，诗人捞描写的山川风物既不能令人兴起热爱祖国的自豪感，更谈不上鼓舞起人们征服这‘人类暴君’的力量了。歌颂母亲的爱和孩子的天真，固然有着她个人的亲切的经验和真实感，但在‘五四’那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对于一般青年所起的不是鼓舞作用，正相反，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
一九二一年郭沫若‘女神’的出世，在新诗的世界里，甚至在整个现实主义文学的领域里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它的里面，充满了叛逆的反抗的精神，和对于祖国未来的新生的渴望。一种‘动’的力量使人感觉到二十世纪的创造精神的脤搏，引起人的激动向上的情绪，从中得到鼓舞和力量。听‘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的那雄壮的呼声，犹如听到一种新生的创造的力量声势浩大地向旧世界进军。‘女神’的作者，用了高度的热情歌颂了近代的科学文明。他把轮船烟囱里冒出的烟比作‘黑色的特丹’——‘二十世纪的名花’，他把‘摩托车的明灯’比作‘二十世纪的亚坡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这种反抗封建势力和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要求人民民主的精神，和歌颂唯物的科学的文明结合起来，不正是‘五四’革命精神最典型的表现吗？
‘五四’当时的郭沫若的日本的博多湾上，并没有参加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运动。他置身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看到了科学文明的发达，也看到了资本主义这条‘毒龙’的罪恶。他初步接触了新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匪徒颂’里歌颂了政治革命伟大的导师马克思和列宁，他也歌颂了工人和农民，认为他们是‘全人类的保母’。作者说自己是‘无产阶级者’，那时候，他当然还不是的。他当时所想望所要创造的‘未来’也还仅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在这时期，他的思想里也含有着杂质，如泛神论思想成分等，但在基本思想倾向上，是一个唯物论者，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且其中含有社会主义思想成分。他本人虽然没有参加五四运动，没能够和祖国现实及人民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但‘五四’精神——广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确是通过他的洪亮的声音表现出来。如一般所说的，郭沫若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革命性就在这里，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来。郭沫若的这种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对当时的人民——通过知识分子——的巨大鼓舞作用，有如二月的惊蛰的春雷。
郭沫若的‘女神’在许多方面有着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他第一次把新诗的题材伸展到历史神话的范围里去，用了历史神话故事，而又不使它脱离现实的意义。他塑造了几个反抗的女性形象。他第一次创造了满含抒情味道的历史性的叙事诗。这一些创造性的试验，给予后来的新诗开辟了新的道路。在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方面，也随着内容的丰富多样达到各体具备、不拘一格的境地。郭沫若的‘女神像一道洪水，它的猛烈的冲激的力量，是不可能叫一种形式的堤墙范围住的。’
‘五四’时期的新诗，像一支时代的号角，‘女神’就是它有力的一个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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