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珊几度来信，说现代诗在台湾的历史

论文发表正文包括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主要包括序论、本机械论文、结论三个主要部分。序论要对论题的主旨、写作的动机和理由、研究的方法以及机械论文的内容加以简要说明，通常几百字即可。本论是全篇机毕业论文发表的核心，在篇幅上占得最多，写时必须慎重对待，这一部分，作者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分析、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结论，要把这部分写得简明扼要，既要考虑与序论部分相照应，还要考虑与本论部分相联系。结论应是本论部分阐述的必然结果。讨论部分可以展开写，写前人的研究情况与自己的研究结果比较，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提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倾向性意见。
 叶珊几度来信，说现代诗在台湾的历史，先后已近廿年，在屈原沉江之日，“各家各派”的作者如果能平静地回顾并检讨一番，应该不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又说要我以蓝星诗社“掌门人”的身份，参加这一次的回顾。最初我要他去请夏菁，另一位“掌门人”，来写这篇文章。他回信说，夏菁遁迹江湖，封剑日久，手头又缺翔实的资料，因此无意出山，结论当然是不放过我。两年来，我浪游海外，山隐丹佛，挥笔无非蟹行，摇舌且多音节’除了回肠萦心的故国以外，对于许多事情，包括所谓现代诗，都看得相当之淡，正如叶珊自己也常说的，“没有诗，照样活得下去。”这样的心情下，要我大动笔墨，旧创复发式地回头起来，说什么也是不胜任的。何况这几年来，我对于侠客式，不，乞丐式的无酬写稿，早已深恶痛绝，认为编者于此，是助纣为虐，作者于此，是姑息养奸。至于剑一出鞘，锋芒所及，不免又要伤人，更是仁者不为，智者不取的愚行。
    然而我还是答应了叶珊。所谓“答应”当初只是摇摇舌头，轻松得很。如今限期将至,一摇舌成为千挥笔，虽然“这是知更鸟的日子”，知更在落矶山里叶我去玩，也只好毁了一个周末,闭户下扁，大孵其豆芽了。这就是文艺青年所谓的“人生的荒谬”。
    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做两件事：第一，是回溯蓝星诗社的种种，第二，是稍稍检讨现代诗的过去，并隐隐眺望现代诗的未来。我要在此声明的是：第一，文中的言论只是我个人的偏见与狂想，并不代表蓝星诗社。第二，他乡作客，剪报存书只能留守台北的书斋，因此手头毫无参考资料，也因此，许多事实，尤其是日期，都无法叙述得精确可靠。如有谬误，将来一定补正。第三，去国二年’国内诗坛近况’虽间获书刊窥其一二，毕竟隔海看山，仙踪茫然’不足为凭。因此我的评论所及，应以一九六九年夏天为止，过此则有臆测之嫌。第四，这篇文章的剑法，  以阴柔为主，无血无痛，点到为止，无意深入。二十年后，天下的豪侠应可封剑论道。分胜负是虚荣，决死生是愚妄。第五，本文提到的人名太多，为省篇幅，不及一一尊称女士或先生，尚请原谅。第六，诗是我的初恋，但不一定成为我的末恋。近年来，我的艺术兴趣，从翻译到批评到散文，从西洋画到古典音乐到摇滚乐，虽说与诗并行不悖，毕竟不是纯诗的了。所以如此，潜意识上也许是对缪思的一种中“报复”，要向她证明一点：就是，天下之美，不尽在此。加以我近年来对诗的组织，很少参加，对办诗刊’很少兴趣’朋友们当可领略此中之“淡”。至少久矣我不复有“刊物等于领土”之幻觉。则此时此地，我再来谈诗，如有逆耳之言，该非违心之论吧?
    我是在民国四十三年年初，几乎同时认识锺鼎文，覃子豪，和夏菁的。那时正值纪弦初组现代诗社，口号很响，从者甚众，几乎三分诗坛有其二。一时子豪沉不住气，便和鼎文去厦门街看我，透露另组诗社之意。结果是一个初春《好像是三月》的晚上，我们三个人和邓禹平在郑州路夏菁的寓所，有一次餐聚。蓝星诗社就在那最餐桌上诞生。当时夏菁曾函邀蓉子参加，蓉子有事未去，因此蓝星诗社的发起人，名义上说来，便只有鼎文，子豪，禹平，夏菁，和我。
   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我们要组织的，本质上便是一个不讲组织的诗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也就从未推选什么社长，更未通过什么大纲，宣扬什么主义。大致上，我们的结合是针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纪弦要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我们非常反对。我们虽不以直承中国诗的传统为己任，可是也不愿意贸然作所谓“横的移植”。纪弦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我们的作风则倾向抒情。纪弦要放逐韻文,而用散文为诗的工具。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反应不太一致，只是觉得，在界说含混的“散文”一词的纵容下，不知要误了多少文字欠通的青年作者而已。
    子豪一开始就喜欢幻想，堂堂如蓝星诗社应该有一套基本的理论，因此在聚会的时候他几度提出自己的理论，似乎希望大家接受，成为诗社的信条。幸好鼎文，禹平，夏菁屡加阻止，他才作罢。鼎文一向不好理论，禹平富于四川人的幽默感，夏菁则一闻主义长派别短就不快乐。事实上，子豪也是四川人，所以私下夏菁常对我说：“这是以蜀制蜀。”每次听了，我都忍不住要笑。
    当时众人在餐桌上议定，编辑的事务采轮流方式，每人负责一期。可是这种轮流制，如果欠缺成熟的民主训练和责任感，往往是行不通的。子豪自告奋勇，不久在公论报上洽得一块园地，便逐期编起“蓝星周刊”来了。当时和他接触的作者很多，其中也有好些是参加了纪弦的现代派的。这些人很自然经常在两人之间走动，对于子豪和纪弦之间的冷战心情，不免越扣越紧。子豪主编“蓝星周刊”，既然集稿有方，编辑甚力，又乐之不疲，其他的四个人久之也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了。事实上’鼎文和禹平都相当懒，禹平当时已经少产，鼎文后来也渐渐减产；夏菁和我，发表的刊物很多，我自己更负责编“文学杂志”的诗作，两人对于印刷和销路皆不理想的公论报，可谓兴趣缺缺。子豪的几乎是独力经营“蓝星周刊”，实在是很自然的结果。
    至于“蓝星”这个名字，倒是子豪想出来的。那年夏天，大家经常在中山堂的露天茶座聚会，一面饮茶，一面谈诗，并传阅彼此的新作。有一天，众人苦思社名不得，子豪忽然说：“就叫蓝星如何？”他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叫蓝星，大家也没有多加推敲，一时就通过了。当时各人的作品也许大半不够成熟，可是写得都很认真，也很多产，聚会的时候，常有人带新作去传观，因此很有相互激励的意味。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真是一个天真而且可爱的时期，也许幼稚些，可是并不空虚。
    过了不久，蓉子就常常出现了。添了一位女诗人，我们的聚会就更多采多姿。可是那时罗门还在纪弦的旗下，冲劲很猛，似乎他们夫妇雨位，在文坛上的步伐不大一致。这情形，一直要到四十七年间罗门脱离现代派并加入蓝星时，才告终止。同一时间，梁云坡，司徒卫两位也不时出现,且偶有刊稿。在于豪那一面，经常和他接触而和其他社友较少往还的，有白蔌，向明，沉思，彭捷，辛郁，叶泥，彭邦桢，袁德星，朱家骏（郎后来的朱桥）等好多位。
    稍后一点，大约在四十四、五年之间，夏菁把季予介绍给大家，可是要说到对于诗社的影响，则这位新人远不如同时出现的吴罄霓和黄用。望尧的出现，大约比黄用要早一年，不过望尧的热和黄用的冷二刚者的好逞幻想和后者的善于分析，在对照之下，大大地丰富了蓝星的视域。黄用于诗，才学都高，尤富批判的能力。一开始，他就对蓝星不整齐的阵容颇为不满，而于子豪在翻译和诗学上的表现，尤不敬佩。平心而论，子豪的创作，每有可取之处，晚年渐入佳境，亦复大有可观，可是他的外文和诗学，以言翻译和理论，终觉勉强，却又不知藏拙，因此在“论现代诗”一类的书中，错误百出。
    因为黄用的加入，蓝星对现代的论战，一时军容大壮。四十六年的夏天，蓝星同人又在中和乡夏菁的家中，议定要办一个季刊，由鼎文，子豪，夏菁和我各编一期。不知怎么一来，子豪筹到一笔钱，又演成他一人独编之局。他在封面上大书“覃子豪主编”五个字，令众人都不高兴。夏菁与我引此相戒，所以后来我们主持编务的时候，都不肯自己出面，只将光荣归于全社。
    子豪既编“蓝星诗选”季刊，便将公论报的“蓝星周刊”交给了我。在我主编周刊将近一年的期间，我还负责“文学杂志”和“文星”的诗作一栏，一时相当繁忙。主编周刊的经验，是憎喜参半的：憎是因为公论报的纸张和印刷都比别的报纸差，误排既多，每星期五出刊后又往往会忘了送五十份赠刊给我，还要我亲自去报社领取；喜，是因为投稿的作者很是踊曜，佳作亦多，编起来也就有声有色。当时经常出现，且有不少是初次出现，在周刊上的名字，包括向明，阮囊，夏菁，望尧，黄用，张健，叶珊，夐虹，周梦蝶，唐剑霞，袁德星，金狄等多人。其中的金狄，是我台大外文采同学蔡绍班的笔名，他现在加拿大，常用本名在中副上发表哲学性的小品。痖弦，洛夫，辛郁，管管诸人出现得较少，原因是他们的作品，和上述其他诗人的作品一样，我往往移用到“文学杂志”上去。这时我和子豪合作得很愉快。两人在诗坛上的渊源相异，交游的圈子不同，不过对于新人的欣赏，大体上趋于一致，所以上列这张名单上可以自豪的名字，十之七八亦出现在“蓝星诗选”上面。
  同时，透过子豪的关系，“宜兰青年”上更开辟了“蓝星”分刊，由朱家骏主编。倒底是朱桥的“前身”，编出来的这份分刊，已颇不俗。其实当时发表蓝星同人作品的刊物很多，初不限于诗社自己的“机关报”；这些“友刊”包括“中副”“文学杂志”，“文星诗页”，“创世纪”，“南北笛”等等。有一次望尧还用了“巴雷”的笔名，在纪弦主编的“现代”上刊出了好几首怪诗，事后非常得意，好像是达成了一次间谍任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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