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年级或大四的本科生，根据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在该学年末完成一篇研究论文发表（鼓励撰写调查报告、实证分析或编写案例）。学生要根据自己选定的课题，充分搜集有关信息资料，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据此撰写学年论文，并为撰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每篇学年论文发表不得少于3000个汉字。
对于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的礼教应当从根本上加以否定，是“五四”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的共识，这里不只是有陈独秀、鲁迅、吴虞，而且还有李大钊、易白沙等人。袁世凯想做皇帝，康有为公然向当时的国会提出要把“尊孔”纳入宪法，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孔子思想和帝制的联系。孔子是尊崇帝制，认为君臣之义是不可移易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而袁世凯称帝以至张勋要复辟，倒是合于圣经贤传的了。事实是称帝复辟必尊孔，因为孔子这块招牌，或者说，这块敲门砖对于敲开帝宫的大门是用得上的，这自然更加深人们对孔子伦理政治思想的伊视。这样，批判孔子也就不只是意识形态的斗争，而且直接成为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这样的思想政治空气里，“推倒孔家店”，或者“打倒孔家店”，是不是毫无根据，因而是冤假错案呢？不能这样说。因为孔子的礼教这种伦理政治思想是孔子的根本思想，它和民主主义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是不是“矫枉过正”呢？看来是“矫枉过正”。因为孔子思想，还不只是直接与封建君主专制相适应的伦理政治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观察，能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当时中国的状况，考虑一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一直过着痛苦生活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一个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制度，而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正是封建思想的最高代表孔子的礼教，他的伦理政治思想。只要想到这些，又怎么能不令人对孔子产生愤激之情呢？当时《新青年》的文化革命的倡导者们，又都是从旧营垒出来的。他们不但深知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给人民带来悲惨的命运，而且他们本身也大都是身受其害，带着对旧社会憎恨的感情投入反抗斗争的。我们又怎么能要求当时参加战斗的先辈都是四平八稳，无过无不及的呢？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中国大革命时期正在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反封建的斗争，对于当时被一些人认为“过火”的现象，毛泽东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站在农民方面认为这是应有的“矫枉过正”，他的有名的格言就是“矫枉必需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当时用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生动又警策的语言说明对革命应有的认识。毛泽东坚定、严正的革命态度，打击了污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反动势力，也教育当时有右倾思想的干部，使农民运动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不但对敌斗争，而且在革命队伍内部一些严重的思想斗争，在开始的阶段，“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也往往是必要的，避免不了的。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同时也是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目的是使人们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中得到解放，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来。当时亲自领导这个运动的毛泽东就对过去犯过严重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的人“大喝一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这种说法，当时的确是令人震惊的。正是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错误的人当时还都是同志，要打倒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但这种批评毕竟十分严厉，平常革命队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少有的，特别是不会出于党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这样形容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墙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是一种极尖刻的不免夸张的讽刺，这也和前面的“大敌当前”一样都是在这次思想革命运动开始阶段，为了造成一种全党起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声势，需要的“大喝一声”，也可说是“矫枉必须过正。”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当时对犯过严重错误仍然执迷不悟或在当时还没有完全醒悟过来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像“请客吃饭”“温良恭俭让”，不但不能促使他们猛醒，也无助于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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