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重新刊印问世呢?

论文就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发表、毕业论文发表、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教育论文发表等，总称为论文。
这次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平等地交换意见，争论问题，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心情十分舒畅。与会同志都认为这样的会对贯彻“双百”方针、寻求艺术真理是非常有益的。++++++++++++《九叶集》序
    这个诗集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主要是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统治区九个较年轻的诗人作品的选集。时隔三十多年，为什么还要在八十年代的中国重新刊印问世呢?
    这是因为这些作品是四十年代中国的部分历史的忠实记录。九位作者作为爱国的知识分子，站在人民的立场，向往民主自由，写出了一些忧时伤世、反映多方面生活和斗争的诗篇。内容上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韵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当时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这些作品虽在一些报刊如上海的《诗创造》、《中国新诗》、《民歌》、《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大公报、《星期文艺》、文汇报《笔会》和天津益世报、《文艺周刊》上发表过，九人中的大多数也都出版过自己的诗集，有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动乱的年代，所能接触到的读者面终究是有限的。建国三十年来，由于大家现在都知道的诸多原因，这些作品也和国统区其他许多具有各种不同风格和特色的诗篇一样，长期没有获得与广大诗歌读者见面的机会。以致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对四十年代国统区的诗创作缺少较全面完整的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正在越来越得到深入贯彻，九位作者也愿借这股强劲的东风。把青年时代的一部分习作呈献给读者，让它们在祖国日趋繁荣的百花园中聊备一格。这或许对新诗史上那个缺陷可以有所弥补，或许也还多少有助于新诗的发展。
    在四十年代初期，九个作者中大多数都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有的在重庆等地参加进步的文化活动。有的还在西南、西北等地的大学里读书，抗战胜利后，有的复员到当时的北平、天津的大学教书，有的在上海创办诗刊，从事各种文艺活动，情况各不相同，但都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都经历过旧中国的苦难，衷心地渴望着解放。他们先是各自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发表作品，由于对诗与现实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的风格、表现手法等方面有相当一致的看法，后来便围绕着在当时国统区颇有影响而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了的诗刊《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在风格上形成了一个流派。他们认为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这个现实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更要写出时代的精神和本质来，同时又要力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沟通，在诗的艺术上，他们认为要发扬形象思维的力量，探索新的表现手段，发挥艺术的感染力，而且要有各自的个性与风格。他们认真学习我国民族诗歌和新诗的优秀传统，也注意借鉴现代欧美诗歌的某些手法。但他们更注意反映广泛的现实生活，不局限于个人小天地，尤其反对颓废倾向，同样，他们虽然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但作为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现代西方文艺家常有的那种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情调。他们的基调是正视现实生活，表现真情实感，强调艺术的独创精神与风格的新颖鲜明。
    从作品的思想倾向看，他们则注意抒写四十年代人民的苦难、斗争以及渴望光明的心情。作为一个例子，请听他们当中的一个，穆旦(查良铮)，这位在“四人帮”横行时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幸在一九七七年过早逝世的诗人，在四十年代初，以何等深沉的感情赞美祖国，又是那样激动地欢呼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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