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论文发表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钱学森同志提出文艺界要研究美学，特别要研究形象思维问题，他甚至把形象思维问题不仅看作是文艺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思维科学的问题，是现在整个思维科学的“突破口”。这个意见就很值得我们深思。对文艺界来说，只有彻底克服“左”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才有可能正确地估计研究形象思维问题的重要意义。
我们过去肯定文艺是上层建筑的整体的一部分，和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一样，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基础。这是整个上层建筑的共同的规律。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不能离开这个基本观点去孤立地看各个社会现象，包括文艺方面的现象。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意识形态的各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但特殊规律是受普遍规律制约的。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一切政治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这个普遍规律只是“外部规律”，只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才是内部规律，因为这样的理解实际上就是否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包括文艺在内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最根本的决定作用，是从内部对上层建筑各领域发展变化的性质、方向所起的决定作用。
但过去很长的一个时候里，的确有过这种现象：往往忽视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部分，除了共同的普遍的规律，还有个别的特殊的规律。有许多时候，甚至把共同的普遍的规律，去和个别的特殊的规律对立起来。以至出现用普遍的规律去代替特殊的规律，用社会学去代替文艺学，用一般认识论去代替形象思维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文艺是各个意识形态中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的一个部门，主要是因为有它不同于抽象思维的对现实的艺术的“掌握方式”，也就是我们习惯所说的形象思维。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不是无足轻重的。列宁即使在强调文学和文学家要遵守党性原则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指出文学要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对文学的要求，不能和其他领域机械平均。列宁显然是充分考虑到形象思维也就是艺术的“掌握方式”的特殊性的。
毛泽东特别强调研究事物的特殊矛盾，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固然，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文艺理论工作对文艺的特殊矛盾、特殊规律，却很少研究。像“形象思维”这样的根本问题，曾经被长久放逐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之外；文艺的特性，长期停留在“文艺是生活的形象的反映”这个最一般的观念上。所谓“形象化”被一些人认为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只是创作最后的结果；不存在形象思维，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所说的认识过程。
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本人恰好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一种“掌握方式”，一种认识和掌握世界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形象思维贯串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不只是创作劳动最后得到的结果。
也正因为这样，钱学森同志把形象思维看作是整个美学以至整个思维科学应该着重研究的问题，这个意见本身便是很有见识的。在钱学森同志看来，抽象思维，虽然辩证逻辑还没有研究得很清楚，但比较起来，人们对形象思维问题的了解就更少，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就更多。
形象思维问题缺少深入研究，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文艺理论的落后。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上面所说的“左”的教条主义严重阻碍和束缚之外，还有它的实际原因，这就是钱学森同志所说的人脑本身的复杂性。虽然由于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发达，使神经生理学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但还远没有完全了解人脑思维活动的奥秘。这不能不对思维科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十分复杂的形象思维的研究带来限制。
前，便蒙头转向，不知所措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他的谈话的确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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