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这部长篇的第一部出版于一九五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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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称论文发表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
典型问题，是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可以说，在《一代风流》这部作品里，对人物的表现大都是出色的。他的几个主要人物，周炳、区桃、胡杏、何守礼，都是真实的，有典型性的，他的一些次要人物，以至一些着墨不多的，如陈文婷、陈文英、周泉等等，也都各有特色，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但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周炳。重要的不只是这个典型人物贯串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各个阶段，成了这部篇幅不为不大的小说的骨干；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典型人物在艺术上的成就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学的典型问题。
    这部长篇的第一部出版于一九五九年。在那些年月里，文艺上“左”的思想正在盛行，公式化正在泛滥，现实主义成了一个陌生的辞语。当然，我们有一些作家，特别是一些在生活和艺术的根基都深厚的作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给读者带来真实可读的作品，但也改变不了当时“左”的思想发展的趋向。
    在艺术理论问题上，典型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相反的，把典型性和阶级性等同的看法，在五六十年代有广泛影响，以至有些作家写出来的人物，令人怀疑是按照土地改革的手册《怎样分析阶级》演绎出来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三家巷》出来了。人们看到，主要人物周炳，不但不像当时人们所习惯地认为的那种英雄，而且也不像只读过一点书的手工业者。他憨直，不能容忍在他面前出现的邪恶的现象，这和他的出身，他的环境是比较调和的。但他又耽于幻想，痴情，而且也为许多少女所爱，这就有点像贾宝玉。但这个人物毕竟是有阶级倾向的，应该说这个手工业出身的小知识分子，还残存着小资产阶级的特点，他的憨直，走直道也和他这个特点相联系，但一方面，它又和中国过去真诚正直的道德传统相联系，另一方面，这种憨直，走直道，也和他个人的气质、性格的特点相联系的。以上这些情况，就使我们看到，典型性格的形成的多方面的因素。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向会诱发与之相反的偏向，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过犹不及，相反相成。在文艺问题上也是这样。对典型问题，阶级性问题，简单庸俗的不符合实际的理解，以至把典型性等同于阶级性，这种观点使得文艺脱离生活，极大地妨碍文艺反映丰富多姿的生活，造成典型的贫乏。批判、纠正这类简单庸俗的观点是必要的，有利于对典型问题的认识，有利于创作走向健全的道路，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否认典型和阶级思想的联系这类观点。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人的最本质的特征，是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会承认的，但也有些同志承认人的阶级性，却认为文学的典型，至少有一部分只是一种人性的概括，只是一种一般“性格”的表现，似乎典型和现实生活中人的阶级性是可以分离的。典型性格，至少其中一部分经过高度概括的典型性格，可以不是它产生的时代的特定的阶段性的表现，可以不是特定的社会历史力量本质的表现。这类经过高度概括的典型，是各个时代都同样存在的，只是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同的阶级烙印。经过作家高度概括的典型不可能是阶级的典型。例子首先而且主要是举出阿Q。
    典型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问题，看来的确需要更认真地分析研究，不能一概而论。但如果我们讨论的典型是指文学上的典型人物或典型性格，而不是泛指艺术上的典型现象，那么典型的本质的问题就不能离开人的本质这个问题，对人的本质这个问题的看法，历来是存在着分歧的。在阶级社会里，人的阶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阶级性是人的最本质的特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理解到，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典型人物，只要如实地把他们的本质特征表现出来，就可以成为文学的典型。如果承认文学不能凭空创造，就应该承认文学的典型不能离开人的阶级特点，应该承认文学的典型性不能离开人的阶级性。文学上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是阶级特点比较直接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爱财如命的葛朗台，果戈里笔下的吝啬鬼泼留希金，曹雪芹笔下的封建家长式的正人君子贾政，还有，对自己阶级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的贾敬，荒淫腐朽的贾赦，欧阳山《一代风流》里的陈万利和何应元也属于这类。这些人物大都表现了各自阶级的某个方面的特性，而且往往很突出、很鲜明。他们的典型性和他们的阶级性比较容易理解，很少引起不同意见的分歧。
    阿Q的典型性和阶级性的关系问题就比较棘手，便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实际上是在阿Q精神反映了特定社会阶级的本质呢?或者它不是属于任何特定阶级，而只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一种没有阶级含义的“国民性”呢?
    在中国历史上无疑也有过类似阿Q精神这种现象，甚至直到现在，小孩子受了欺侮无力反抗，有时也会以解嘲的方法来自我安慰，使自己得到暂时的内心平衡。但能不能用这种现象，这种方法来论证阿Q精神本质上是超历史超阶级的一般人性或“国民性”的表现呢?
    不能离开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来观察阿Q精神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有过三四千年的历史，寿命之长，是世界上罕见的。无论经过多少战乱，多少次改朝换代，都没有能根本改变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原因就在于没有能改变中国以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正是这种自然经济是使中国封建制度保存了几千年的真正的基础。但这个基础终于从十九纪中叶开始，为外国闯进来的侵略者破坏了。中国的“天朝”抵御不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洋枪洋炮，中国的手纺车、手织机、独轮车也抵御不了外国的蒸汽机。处国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中世纪的平静，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这是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几千年来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骤变，有过自己繁荣昌盛的光荣的历史，一向盲目自大，对西方只知道蔑视的中国封建阶级，是不能理解这个翻天覆地的骤变的。但中国封建阶级走向没落，不可能冉有更好的命运是注定的了。他们只能以缅怀过去的光荣来自我安慰和自我欺骗，他们用精神的胜利来掩饰自己实际的失败，所谓阿Q精神便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泛滥起来的。这首先是走向没落和衰亡的中国封建阶级的思想，但它在整个中国蔓延开来，成为在我们中国社会里普遍的思想，成为一种鲁迅所说的“国民性”。
    阿Q精神当然不是通常阶级性的表现，不是通常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阶级的要求、愿望的表现。这是一种人的本质被扭曲了的病态的症状，而且阿Q精神在中国确实并不只是个别阶级的症状，它在过去的中国已经成了广泛存在的“国民性”，但它的产生并不是和物质生活条件无关，它的产生和扩展不是没有社会的阶级的根源的。只有把这种精神症状和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和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的状况联系起来观察，才有可能对它有真正确切的客观的理解。
    阿Q精神首先是在走向没落衰亡的近代中国封建阶级那里得到最确切，最典型的表现。正是这个阶级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统治阶级，他本来就是盲目的民族自大的典型代表，到头又成了自轻自贱的阿Q精神的标本，而且这个阶级也注定只能带着这种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走向坟墓。但对普通人民来说，阿Q精神是一种还没有认识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真正出路的表现。如果说，对于例如破产的小生产者，在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真正的出路时，也有产生阿Q精神的内在的根据，也是很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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