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鲁迅的思想都是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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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写作《呐喊》与《彷徨》时期，鲁迅的思想都是属于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本质上是被压迫的农民的革命思想。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伟大的杰出的代表人物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特别善于深刻地暴露中世纪的残余，暴露封建主义的落后与残暴，也特别善于反映农民的状况，农民的愿望和情绪，但革命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不是没有限制的，正因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阶级基础是农民阶级，而还不是无产阶级，它的即使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连同鲁迅在内，还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消灭中世纪残余、消灭封建主义以至最后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真正道路。在这个限度上，在写作《呐喊》与《彷徨》时代的鲁迅也和欧洲其他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一样，恰好反映了农民这个阶级的弱点。
    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作家的鲁迅，是要求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在这方画，他和无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是最一致的。鲁迅的这种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同样表现在他的杂文和小说里。在鲁迅“五四”时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鲁迅的那一段对中国的封建主义提出控诉的有名的话是不待摘引大家都很清楚的，鲁迅在这里把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的历史归结为“吃人”的历史。在过去的中国文学，是从未有过这样彻底，这样勇敢和猛烈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的。  
    鲁迅使中国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鲁迅是中国第一个要求从根本上推翻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作家。
    鲁迅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鲁迅曾经毫不犹豫地、简直带着革命的自豪心公开地宣布自己的创作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的“遵命文学”，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今天的中国文学，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已经成为我们一切先进的文艺工作者的共同的信念。我们可以说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最光辉和最可宝贵的传统。但鲁迅的那种公开地把文学服从于政治的思想，不但是鲁迅以前中国文学酌历史上不曾有过，而且就在“五四”当时，也是没有第二个人像鲁迅表现得这样坚定、明确的。
    鲁迅在其根本倾向上，比一般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更深刻、更彻底和更明确的性质。
    我们往往拿鲁迅去和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来比较。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358页。中国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在社会生活、在经济文化方面这样的相同和近似，也必然使这两个国家的文学的面貌也有着许多地方相同和近似。俄国文学曾给鲁迅以很多有益的影响。鲁迅还在学生时代便十分注意俄国文学，这并不是偶然的。
    但问题是要加以具体的分析。这里试以鲁迅和果戈理为例。如果说，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现实主义和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从根本上推翻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是一致的，他是反映被压迫的农民的利益，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角度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的，那么，果戈理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深刻地暴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黑暗，并且热烈地希望和幻想俄国走向美好的将来，但果戈理从来未曾怀抱过根本否定封建农奴制度的思想。他的思想和他的现实主义并没有达到完全一致。他的现实主义有许多地方是在违背他自己的贵族阶级的偏见的时候才更加有力地表现出来的。
    鲁迅对果戈理一直到晚年还保持着他十分赞赏和尊祟的态度。他是果戈理的许多作品其中包括果戈理的主要著作《死魂灵》的忠实的译者。鲁迅不但说过自己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而且还说过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所描写的封建阶级的人物，除了泼留希金外，其他都是多少还有些可爱的地方的。鲁迅还看到，果戈理大胆地暴露小官僚和小贵族的丑恶，但对于高级的官僚和贵族，则持着保留的态度。鲁迅同意《死魂灵》德文译本序言的作者珂德略来夫斯基的意见，认为“G有一种偏见，以为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对于大官，攻击特少”《鲁迅全集·书信351020致孟十还》。。所有这些看法，都是符合事实的。而鲁迅自已是怎样的呢?鲁迅小说里所表现的封建阶级的人物，是没有一个带着保留态度，没有一个不是把他作为人民的死敌、封建制度的代表人物而完全否定的。我们能否从赵太爷、鲁四老爷、四铭、郭老娃、高老夫子、七大人、慰老爷等等人物中间找到一些可爱的地方呢?一点也不能够。鲁迅对封建阶级的人物的态度是这样明确，他的憎恶是这样强烈，这正是一个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特色。
    正因为具有代表广大被压迫农民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鲁迅是更善于从阶级的关系、从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来观察和表现封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人物。因为在被压迫的农民看来，封建阶级首先就是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而农民，首先就是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如果果戈理更多地是从地主阶级的丑态、他们生活的空虚、无聊、他们的精神的贫乏等等暴露了封建阶级，那么，鲁迅首先而且更多地从他们对农民的凶残的剥削和压迫来暴露了封建阶级。鲁迅是更清楚更尖锐地表现了封建阶级是农民阶级的凶狠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不论是《阿Q正传》里的赵太爷，《祝福》里的鲁四老爷，或者是《离婚》里的七大人和慰老爷，等等，都是这样的。封建阶级的人物在鲁迅的作品里所以只能是彻底被否定的人物，在这里也得到了解释。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易卜生表现了娜拉不满于家庭的束缚而以出走作为问题的解决的时候，鲁迅却提出问题道：“娜拉走后怎样?”
    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便表明，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现实的理解有着不同的深度。鲁迅不能满足于那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反抗。鲁迅显然在娜拉对于资产阶级家庭道德以及宗教、法律的大胆、激烈的攻击和抗议后面看到它的脆弱和空虚的一面，原因就在于娜拉这种行动并没有在实际中找到依据，并没有在它那里生根。鲁迅看到，娜拉这种行动终归是要失败的，他认为出走后的娜拉不是终于堕落便是回到家庭，没有另外的出路。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人民敌人的力量异常强大的国家，鲁迅要求更加有效的斗争。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论文里，鲁迅总结了他的看法道：“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好象是有意和《娜拉》对照的一样，鲁迅曾经写了《伤逝》这篇小说。
    如果我们拿这两篇作品加以比较，我们会立刻发现这两篇作品之间的显著的区别。《娜拉》里的主人公娜拉，如前面提到过的，她为了不满于家庭的束缚，为了个性自由而离开了家庭，而在《伤逝》，鲁迅正好利用涓生和子君这两个人物离开了家庭以后的遭遇，证明了脱离了整个社会解放的个性解放，是没有出路的。恰好是易卜生认为是问题解决了的地方，鲁迅却认为是问题的开始。我们看到《伤逝》比《娜拉》忧愤深广。
    写作《呐喊》、《彷徨》时代的鲁迅和十九世纪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如萨尔蒂柯夫·谢德林、涅克拉索夫等，在根本的思想性质上是大致相同的。他们也特別善于深刻地暴露中世纪的残余，暴露封建主义的落后与残暴，也特别善于反映农民的状况、农民的愿望与情绪。他们的现实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也同样取得了一致，比较起一般的批判的现实主义作家来，他们也同样带着更加深刻、更加彻底和更加明确的思想性质。列宁把这些作家称为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或者是农民民主主义的作家。他们在思想上代表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农民革命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以前的思想的最高发展。
    但鲁迅是在比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活动的时代更为进步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的，因而在鲁迅身上，也反映了一些为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所不可能有的历史特点。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发生和发展的时代，俄国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也因为这样，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便支配了俄国的整个历史时代。当时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家，正如列宁所说的，他们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但他们最终也不能越过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面前停住了。这是被俄国社会发展的行程所决定的。但在中国，从“五四”开始，从鲁迅正式进入文学生活的时候开始，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中国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且开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以及其他各种类型的革命思想一起，中国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因此，中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不是单独代表中国一个历史时代，而是以无产阶级思想的盟友的资格而存在的。
    鲁迅说过，《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因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不错，中国现代民主文学的发生，是落在欧洲的后面的，这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但中国现代的民主文学却走着和欧洲不同的道路，这主要在它很快便取得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由民主的文学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学。这个历史特点在鲁迅身上有着典型的表现。
    前面说过，鲁迅从“五四”开始，从进入文学生活的第一天，便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服从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他公开地毫不犹豫地宣布自己的创作是“遵奉革命前驱者的命令”的“遵命文学”。虽然鲁迅当时对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思想还不理解，但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鲁迅实际上是把“五四”的根本方向，为共产主义思想所决定的方向，作为自己的指导方向，并且对这方向表现着这样信任，这样坚决。这就表明，中国杰出的和优秀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可能而且在中国的条件下必然把自己的活动逐渐溶合到共产主义思想中去。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即使鲁迅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在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之前，还需要经过一段复杂曲折的道路，经过一个摸索和怀疑的过程，但这个根本方向，是在鲁迅进入中国文学生活的第一天，便确定了的。
（一九五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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