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论文发表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发表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五四时期，究竟“落后的农民向先进知识分子学习，还是先进知识分子向落后的农民学习的问题”，还包含着一个如何评价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对鲁迅的理解，关系到如何评价当时鲁迅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
鲁迅在他的表现知识分子的小说里，有浓重的悲剧性，明显地散发着苦闷、矛盾、“彷徨”的气息。这是现在大家都承认的。但怎样解释这种现象的产生呢?说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鲁迅对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信念还不够明确、坚定，“旗帜举得还不够高”，还是另有原因，另有真正的深刻的原因呢?
鲁迅并不否定个性解放，或者个性主义，在写作《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时代，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曾经是鲁迅高举的战斗旗帜之一，这个旗帜曾经鼓舞鲁迅对封建压迫和其他不合理现象实行毫不返顾的进攻，这在封建主义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鲁迅这种进攻，真正需要一往无前的精神。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旗帜在五四以后，仍不失为一个进步的旗帜。只要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对个性的压迫仍然存在，只要它的锋芒还是指向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仍然会发生它的积极作用。问题就在于，黑暗势力毕竟是强大的，如果说，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战斗即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也是无力解决现实问题的。在那个时候，它的启蒙意义也大过它的现实意义；那么，在五四以后，在人民革命的时代，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越来越成为一种指导思想的时代，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思想，即使在全国解放以前，也越来越处于十分矛盾的地位了。当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锋芒指向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束缚的时候，它的意义无疑是积极的，而一到这种思想和工人阶级思想发生矛盾，并且表现出它的反抗意图的时候，它的意义便成了负数的了。原因就在于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归根到底的出发点是个人，工人阶级思想的出发点是群众，工人阶级的思想越发展，越在各方面发生她的重要作用，个性解放或者个性主义的思想就越是会感到自己受到威胁。
列宁在论述到空想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说过，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成反比。其实对在近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积极作用，后来还继续存在的一切非工人阶级的思想都可以说同样的话，除了空想社会主义，我们还可以举出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及我们现在所要议论的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等等作为例证。
鲁迅走向文学道路的五四时代，正是中国历史转折的时代，也是外国资本主义整个说来已经走向腐朽、没落的时代；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先进思想对落后的中国，还可能发生积极的革命的作用，但中国五四以后便走向真正人民革命的时代，旧的资产阶级思想，尽管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生过积极的革命的作用，尽管五四以后还继续发生它的积极的革命的作用，但用它来解决中国问题，显然已经不够了，和它的积极的革命的一面同时，它的消极的脆弱的一面也已经，而且越来越使中国的先进人士看清楚了。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夕，青年鲁迅，还提出过“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种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又无可否认带有主观的片面性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的口号，那么，经过辛亥革命的痛苦教训，能够随着历史的发展，吸取新的精神资源的鲁迅，五四以后已经并不那么热衷于青年时代的口号了。辛亥革命就其解决中国革命根本任务来说，是失败的革命。鲁迅显然已经从这次革命深刻的历史教训中逐渐意识到“一切都要从新开始”，过去脱离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斗争方法，显然是无力了，这其中也包括他对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看法。
五四以后的鲁迅也并没有否认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的积极意义，问题是在于这类口号所包含的内容，在鲁迅面前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矛盾，它的空虚和软弱。
在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等作品里，知识分子的斗争实际上都是失败的斗争，他们实际上都是失败者，他们都有过自己的从希望到失望，从积极到消沉的经历。当然他们总还是属于进步阵营的，他们的失败是值得同情的，鲁迅对他们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这些人物的苦闷、矛盾、彷徨，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鲁迅的苦闷、矛盾、彷徨。
鲁迅把他后来的小说集定名为《彷徨》，的确不是偶然的，这个集子里也收入《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两篇小说。《彷徨》前面把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作题词是大家都早已熟知的。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那个时候，鲁迅对中国应该走的道路还在痛苦的探索，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显然是不能寄予什么希望了，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腐败再清楚不过地在鲁迅的面前暴露了。知识分子，当他还没有和人民真正结合的时候，他实际上还是些孤独的原子。他们是热情地奋战过的，但他们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有哪一个不是一事无成，不是以失败告终的呢?在当时的鲁迅看来，知识分子那种以个人为中心的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是终究空虚、无力的，但什么是他们的出路，以致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是什么呢?在当时的鲁迅的确还有“不胜辽远之感”。
鲁迅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知识分子需要和人民结合才能有真正的力量。但既然鲁迅是这样真实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孤军奋斗”只能一事无成，以失败告终，既然他们那种脱离人民的斗争，无论曾经有过多少震撼一时的影响，也终于不能掩盖它本质上的空虚、无力——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什么结论呢?我们不是有理由说：鲁迅以其真实的艺术现实主义的表现，客观上提出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结合的问题么?
在这里，如果我们结合鲁迅的一些言论来研究，问题就会更加清楚了。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这篇文章里，也可以说，实际上包含了对自己青年时代的个性解放或者个性主义的一种省察。不愿当丈夫的玩偶，要求个性解放，决然离开家庭的娜拉的结局会是什么呢?——“娜拉走后怎样”?鲁迅这样提问而又自己作出回答，她只能有两种结局，不是在社会上堕落，便是又回到原来的家里。她没有更好的结局。脱离人民的个性解放或者个性主义的孤军奋斗也只能有这样或者类似的结局。易卜生在当时所表现的娜拉，当然还应该承认是有勇气，有个性的，但是这样的斗争，不能解决整个现实出路的问题，因此也不能解决她本身的问题。
鲁迅在这篇论文里并没有真正解决娜拉以及知识分子妇女的问题，有人说鲁迅在这里提出的争取“经济权”就是唯物史观，这是一种误解。鲁迅杰出的地方，比个人主义作家易卜生高明的地方，在于易卜生以为问题结束的地方，鲁迅却看到了新的问题的开始。这就是五四以后的鲁迅，在认识上高出十九世纪的易卜牛的地方，也可以说高出一般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
自然，这几年个性解放或者说个性主义被当作应该继续高举的旗帜，并且应用这个思想来研究、评价鲁迅，这也并不是偶然的。从五十年代末开始，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便逐渐显出不正常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受到逐渐严重的损害，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便发展到登峰造极。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还谈得到什么民主、自由，个性和个人特长的发展呢?自五十年代末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经历的痛苦和磨难是深重的。的确，比起“四人帮”的封建的法西斯的黑暗野蛮残暴，即使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即使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或者个性主义，也是合理得多。不少知识分子重振这类口号，也正是为了对抗“四人帮”以及其他不合理的特别是封建性的不合理现象的。
马克思主义决不否认发展个性，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展开，正是共产主义追求的目标之一。但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一切都是有条件的，我们要求发展的个性，是符合人民需要和人民利益的个性，个人爱好和特长的发挥也是要在人民需要和利益这个总的要求下加以调节的。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不是要恢复那些和共产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口号。诚然，我们今天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说完善，个性受压抑，个人的爱好和特长得不到发挥的情况并没有消灭，有些地方甚至问题还很严重，但解决的方法主要应该是健全社会主义制度，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等等，而不是现在再来重振个性解放或者个性主义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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