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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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大约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九年以前这几年，对孔子的批判，火力是猛的，但又都是说理的，而且他们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孔子和君主专制的联系这个问题上，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孔子。《独秀文存》第三卷，保存着陈独秀和他的朋友和读者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到，陈独秀和与他站在文化革命同一战线的同志，对孔子都不是全盘否定的。
陈独秀曾经自己表白：“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未尝过此以立论也。”（《独秀文存·答佩剑青年》） 是符合事实的。不但陈独秀，他的同志，也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把孔子的礼教批倒。陈独秀还说：“即孔教亦非绝无可取之点，惟未可以其伦理学说统一中国人心耳。”（同上）足见他并不是否定孔子的一切的。最典型的是吴虞，他给陈独秀的信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馀焰，则不得不攻之者，亦犹是耳，岂好辩哉？”（见《独秀文存》，附于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陈独秀复信之后）
这信大约是一九一七年初写的。连这个“只手推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也承认孔子是“伟人”，可见他虽然把孔家店“推倒”，还没有打算让店老板“永世不得翻身”。看来，这个店老板还有另外的一面，而且也是重要的一面，他和《新青年》的同人还是心里有数的。
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推倒”被誉为“圣人”、“通天教主”的孔子，这些人的处境一定不妙。尽管他们的言论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震动，但并不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至于主张复古尊孔的人对他们恨之入骨，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开始时往往只在少数人手里，首先觉醒的分子容易被孤立。陈独秀和《新青年》的同人被认为是“名教罪人”。
过去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历史使我们看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容易出现“左”，因为这种形势更加深人们对敌人的仇恨，这就容易使人发生急躁情绪。对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来说，这种情绪更是难于避免。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晶日，陈独秀发表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便是这种急躁情绪的反映。
这个《答辨书》开头便这样说：“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的，就是咕咕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的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陈独秀认为，当时非难《新青年》的人有两种，一种本心是爱护《新青年》的，但认为言词太过激烈，害怕《新青年》“在社会上减了信用”，这实际上就是劝告《新青年》至少把批判的调子放低一些，但陈独秀还是表示“感谢他们的好意”。
另一种人是反对《新青年》的。陈独秀列举了反对《新青年》所加的罪状以后，宣告“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说他的答辩：“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独秀文存》）在这里，在一种急躁，愤激的情绪下说过只反对孔子的道德思想，实际上指的就是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的陈独秀，已经不只反对礼法、贞节属于“三纲”的伦理政治思想，而是反对整个“孔教”，也就是反对整个孔子的学说了。而且对旧伦理、旧艺术、国粹和旧文学等等不加分析，都在反对之列。
压力越大，处境越困难，反拨的情绪就越高，就越容易偏激，以至失去了冷静，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狂热性和片面性，“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也未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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