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就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发表、毕业论文发表、学位论文、经济论文发表、教育论文发表等,总称为论文。
从战争爆发到去年夏间我无声地和“七月”底读者告别了为止,说四年其实还是不到一点的。
在“七月”第一期(上海版的旬刊),那打头的第一篇是诗。这并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或者存心和看不起新诗的诸君子为难,硬把诗推到首席上去;在那样热情蓬勃的时期,无论是时代底激流或我们自己底心,只有在诗这一形式里面能够得到最高的表现。这所谓最高的表现,当然是就作者当时的能力阻度上说的,在今天的诗论家底“技巧论”的天秤上面,那些诗本身也许只不过等于空气。
接种而来的事实给证明了一般的情形确实如此。一些既成的诗人开始了壮丽的歌唱,读者投寄的诗稿渐渐现出可惊的数量了。人民底情绪开了花,感觉最灵敏的人又怎样能够不经验到情不自禁的,一触即鸣的心理状态呢?诗,多起来了,更多起来了,更多起来了。这固然使编辑先生们摇头叹息,但另一方面,像投身极目簝莽的春野,如果心情稍为舒畅一点,低下头看一看,却正可以随时发现色香移人的,使这大地生光的花朵的。就我自己说,作为一个原稿底读者,常常受到了一种喜悦感底袭击。于是就产生了妄想,以为我们底诗将有一个新生的时代(不用说,也是以为我们底全的文艺邻野将有一个新生的时代的)。因而在立意的丛书里面特别把诗分开,想单独地用一个诗丛和读者相见。这就不但是故意标新立异,而且也是存心和看不起新诗的诸君子以及视诗集如狗屎的出版寡为难的。因为,在一些正人君子和百个之九十九个的出版家底面前,新诗受过怎样的污辱,吃过怎样的苦,我是略略知道一点的。
但正如大家所常说的,理想碰不得现实,你想打一个“反巴掌”,但出版家却有的是铁门。你撞得开么?他们简单地用着老武器:不要!碰了几碰,废然而返了。还不到我们雪恥的时候呢。
恰好上海一个小书店底老板因事到内地来了,要约定一些稿子在上海出版,他断定凡抗战书必赚钱,又似乎信任地断定我们要出的时集一定是“谈”抗战的,于是欣然接受了。那么,好,就编去试一试罢,手头能够马上拿出的是三本,其余的像在行囊里面气闷了很久的“北方”,已由作者从伙食费里节省出一点钱自费出版了,像“给战门者”等,一时还不能整理完备。
然而,重庆与上海相隔得这样远哉遥哉,真是谈何容易。首先是,老板不肯实行赠一付纸型给我们发印内地版的约言,一味含含糊糊地推诿,在内地的我们看来,稿本寄出去了就像投入了大海;接着就说没有耕印的资本,但又忽发奇想,说稿费数目到底小,还付得出,稿子还要收,等抗战胜利了以后,大批出版,一定可以畅销云。碰到了这样的伟大事业家,人不只好苦笑么?
苦笑以后,再想办法,重开谈判,费了不少周折以后,算是终于硬要一个在上海经营小出版社的友人把那三本底纸型购收了过来,重新计划出版,但他底条件是,诗丛册数只能占文丛三分之一,而且每本不能超过一百面。好罢,少总胜于无,而我们又是连小诗人都不够格的,不但万行,连千行的雄心都很少有抱过。于是就又寄出了两册稿本。但好像人事真是受着运气底支配似的,寄出了以后,香港的转信人不知道为什么吃了官司,给香港政府捉进了洋牢,那两册稿本连尸骨都不知道烂在哪里了。直到上我到香港以后,由于一二友人底鼓励,才又立了新的计划,但还没有实现就被太平洋战争底炮火打成了灰烬。
就是这么一个丢脸的故事。
但另一面,虽然也经过了波折,杂志总算是若断若续一断一续地在拖着,因而新的诗稿也就不断地湧到了。我接着它们,读着它们,在它们里面受打击,受鼓励,在它们里面挣扎,呼吸……。不过,实际上发表出来了的底比数是很小很小的,小到了近于悭吝的程度。关于所以不得不这样了的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解释得清楚,现在只想略略提到一两点。
时代既在经验着脱胎换骨的苦痛和迎候新生的欢喜,诗人普遍地受到了情绪底激动正是当然的,但激动的情绪并不就等于诗人用自己的脉膊经验到了,用自己的语言表现出了隐伏在表皮下面的,时代底活的脉膊底颤悸。
其次,新文艺虽然建立了一个传统,但由于反封建门争的不澈底,这个传统其实并不是怎样坚强的。一方面背着封建的殖民地的杂质底负担,另一方面是反对者们底恶意的扰乱和好意的读者们底过度的宽容,再加上批评精神底不发达和文艺市价们底逢迎手段,这就使得新文艺经常经验着一种混乱状态。为了减少以至反抗这种混乱,负有组织作用的期刊就应该在可能的限度内采取比较谨严的态度。负的力量底减少就是正的力量底加强,移去可以分散注意力的杂木就可以使好花底存在更显著,更凸出;战门底要求非打扫战场,把可以扰乱战斗情绪的伤兵败卒尽量撤退不可。
我们发表得少,少到近于悭吝的程度,其实正是尊重作者,把他们当作新文艺运动里面的同志的原故。
但虽然如此,比较其他的刊物,“七月”上面的诗还是最多的,这就引出了若干小小的插话。例如,我们有时把诗放在打头第一篇,有一次便书店老板奇怪了起来,亲自念了一遍,念了以后对我说,“我看这些话也平常得很!”我当然只好望着他笑,好在那一期并不特别卖不出去,使他蚀本,而我们又不像编辑专家似地,事先把题目,作家和体裁都向老板预约定了,“我看这些话也不平常得很”的诗,那以后还是照常发表了下去。
但顶惹麻烦的还是对于诗的态度的差异,这从诗人朋友里面招来了很多的非难。关于这的插话太多了,现在只想提到两个。鲁藜底“河边散歌”发表了以后不久,适逢有一个我没有参加的诗人集会,谈到这些小诗的时候,除了仅仅一位诗人是例外,全体都断言那不时诗,把那样浅薄的东西发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实在非常可笑云。另一个是,有一位文坛历史很久的诗人从战地寄赠了几次稿,但都没有发表,后来他到了后方,向一位诗人说:“胡风对我有成见,有成见!”……
在四年中间,事实上我们就是在一种“成见”底艰辛里面跛着脚走了过来的。
想不到在我们临阵逃脱了以后的这一年多,风气居然有了转变,专门的诗刊既可以勉强在书丛市场上存在,书店也间或肯收买诗稿。这是出于诗工作者们底艰苦奋斗得来的,读者们对于诗的一点信任和希望,虽然是好景但也许不常罢,目前就有把若干年前的译诗胡乱剪成集子出版,因而吃得脑满肠肥的投机家们出现了。但我们总算赶上了尾巴,也就不妨趁这相机会略略一回顾。
这本选集也就是回顾底结果。本来在“七月”上出席过的诗人共有三十九位。但除开这里的十四位以外,其余的像邹荻帆,田间,艾青,天蓝,庄湧,孙钿,鲁藜,S·M,彭燕郊,冀汸,村谷,已各有专集,像苏金伞,袁勃,方然,A·S,扬云琏,艾烽,史输,蓬麦哲,儿受干,史螺,芸,丹辉,方冰,或者因为他们正在创作了活跃,已有或将有更大的发展,那时候的作品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或者因为他们底作品在当时虽然能和读者相应,但经过时间底冲洗和诗本身底成长,因而光采渐淡,所以都不录。
计算一下,在这三十九位诗人里面,十之七八都是第一次和读者相见的。这也就替我们底“成见”作了证明,为了“成见”,我们不得不在茫茫人海里面向未知的友人们冒昧地伸出手去。这在文艺刊物辈出,成名作家应付不来的今天,固然不足为奇,但在当时,这“成见”是得用忍受不少的误解和责难做代价的。
即如这选集里的十四位,除了我们底日本友人鹿地亘以外,就都是初来的,至少在诗上是初来的。这些初来者,并不是那以后都走上了诗人的道路,有的沉入了艰巨的实际战斗,有的被闲苦生活所掩没,有的就此嗄了歌喉,但当时他们却都各各从生活底深处唱出了真诚的声音,至少在我听来是真诚的声音。如果诗人不应是一个技术家,如果诗不应是一种专利的职业,那我们对于这些有的甚至只唱一支歌的歌人的怀念,也许不算是侵犯了诗底尊严罢。今天,诗人可以装得很神气,有的放泼撒娇,声称自己的诗句长得多么伟大,他底一首非要拿别人十首多的稿费不可,有的自视如关系全军存亡的大将,要编辑人用急电向他报告诗坛情况,有的自视如裁决整个军机的参谋总长,凡有诗人会谈,即未被邀请也要破门而进,有的把诗当作可以传赠的私产,以为老婆跟着自己也变成诗人乃是天经地义,有的为了谁罢应该佩服的感情丰富而乱追女人,有的为了谁都应该同情的卖钱吃饭而乱出诗集,……好像他们认为这个诗坛是一个钢打铁铸的舞台,无论怎样跳舞都不会摇动似的;但在当时的这些初来者们,却没有这种幸福,他们只是被一种生活战斗底欲求驱使着唱出了歌声,发自内体的胸脯的活人底歌声。由于他们和若干位坚强不息的先行者,在一个艰难的期间,新诗保持住了健康的色泽:鉴往知来,这是我终于再编印诗丛,并选集了这一本的原因。
当然,在风气转变了的今天,诗底发展应该是一条大河,我们这一点工作也许不过是一条山涧甚至一条泥沟,但如果摒弃了一切山涧和泥沟,大河就只好枯竭。看目前的情形,有的诗人穷追“技巧”,有的诗人拼命谈玄,有的诗人初有成就就戴着纸扎的月桂冠在“诗坛”上荡来荡去……他们对于诗是忠诚而且固执的(忠诚到嘲骂那暂时收下诗集去看看报纸的人物为俗物),但独独离开了产生诗的生活土壤,丢掉了生活实践里面的真诚的战斗意志或战斗欲求。如果诗底生命是人生战斗底凝晶,那么,这些从生活深处发出的初来者底歌声,它们底诚实,它们底质朴,它们底粗犷,也许正值得诗人们一顾;这也是我终于选集了这一本的又一个原因。
当然,诗人底声音是由于时代精神底发酵,诗底情绪的花是人民底情绪的花,得循着社会的或历史的气候;开了的要谢,要结果,而新的要发芽,要含苞,要开放,而它们也要谢,要结果……。这说明了诗人底生命要随着时代底生命前进,时代精神底特质要规定诗的情绪状态和诗的风格。从这一本我们就可以感到人民底觉醒状态和觉醒方向,也可以感到诗的风格是怎样地现出了不同的形容。对于丰富的时代,这些也许还不过是微弱的纪录罢,但总算是有了纪录,这也是我终于选集了这一本的又一个原因。
就这样地,我冒昧地邀请这些诗人同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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