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发表，从“五四”以后，叙事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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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以后，叙事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主要的，而且，鲁迅在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伟大成就，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继续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认为现实主义是唯一的创作方法，不能独尊现实主义；如果说，在文艺创作上正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需要有在形式和内容、思想和幻想的广阔的天地，也就是说，需要在共同方向下的广阔的创作自由，这不光是指选择题材的自由，风格流派的自由，而且也应该包括艺术方法上的自由。
   在文学艺术的历史上，历来存在着文学艺术的两大潮流，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潮流和浪漫主义的潮流，原因就是在人类生活当中，同时存在着现实的方面和理想的方面，就个人的气质、性格来说，也有倾向于求实和倾向于理想、想象和幻想的差别，这反映到文学艺术上来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差别。中国文学艺术中所谓的写实和写意，大致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简要的提法。不论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不论是写实和写意，只要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都有可能真实地反映生活，他们各有千秋，应该把它们看作是可以并存，也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结合的两种基本的创作方法。过去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合理的，才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的，只有革命的现实主义，才能体现用革命的世界观来观察生活和反映生活，而浪漫主义却往往歪曲生活，是唯心主义的，这种看法是不合事实的。
  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从“五四”开始在中国文学上便是并存的，也是互补的，这从鲁迅和郭沫若同时出现，也可以得到有力的说明。鲁迅和郭沫若，无论个人的气质、性格，生活经历，所受的文化艺术的承传，以及由此所走的艺术的道路，都是很不同的，但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上，成为两峰出云，互相映照的景观。
  鲁迅更倾向于求实精神，他比别的许多人都更深刻地领会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脱离人民的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痛苦的教训，这使他从“五四”一开始，便进入深沉韧性的战斗。尽管在他年轻时代，也曾热衷于浪漫主义，他的《摩罗诗力说》主要推崇的正是浪漫主义诗人，但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辛亥革命的经验就成了他的思想活动的中心点。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过去封建主义的历史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范围。过去的历史不外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历史。他激切地呼唤新的“第三种时代”的到来。但他采用的艺术手段是现实主义，他比当时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深刻理解，也更沉重的承受我们民族的和人民的苦难，这使得他的作品在揭示现实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方面，都达到中国前所未有的现实主义的高度。
  郭沫若却以和鲁迅完全不同的面貌出现。如果说，鲁迅的现实主义和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相联结，是符合中国新的民主主义革命方向，那么，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也是这样。郭沫若在“五四”时期也同样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甚至比鲁迅的热情更高昂，用更激越的声音呼唤中国的“再生”，呼唤中国的新时代的到来，但他更多的是依据自己的艺术家的敏感，他敏锐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沉重的苦闷的气氛，也敏锐地觉察到新的时代正在他的面前展开。他的浪漫主义的长处并不在于对现实矛盾及产生的根基做具体的表现，但在他的《女神》里，在体现那个时代的精神、理想方面，在作家的主观．热情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鲁迅之于现实主义，郭沫若之于浪漫主义，在现代中国可谓各极其长。他们两人典型地集中了新时代到来的中国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这就是现实的方面和理想的方面。我们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标准来衡量浪漫主义，或者相反。鲁迅和郭沫若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伟大的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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